文多时贤 事多近代-《虞初新志》所表现的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
【内容提要】
《虞初新志》“文多时贤”、“事多近代”，并以“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本文探讨了狷介孤高之异士的怨世、闯荡江湖之豪客的避世和厕身市井之小民的玩世心态，并从主情、尚奇、崇侠的文化意蕴上做进一步探析。 张潮（1650—1707年之后），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南蒋国村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刻书家，著述颇丰，有《心斋杂俎》、《花影词》、《聊复集》、《七疗》、《幽梦影》等二十多种存世著作。在清初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流风遗韵，给后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虞初体”小说的开创是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之一。继明汤显祖选辑的《虞初志》之后，张潮在唐人轶事之外，广搜当代之人，当代之事，编成了富有现实性和新鲜感的《虞初新志》。这部在清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贤时俊对《虞初新志》小说体制的创新及其表现的小说观颇有研究，而对其表现的士人心态尚无深探。本文着意于此，并从文化意蕴上予以剖析。
一
《虞初新志》用志人笔法，描绘了一幅时代众生群像图，把清初士人形态，“摹仿毕肖”（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注：本文所引《虞初新志》版本为上海书店1986年版，下不出注。）他们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时代的共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和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
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明末清初，社会变动异常激烈，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满族的统治，使汉族士人心理普遍失衡，表现出一种怨世的心态，在愤懑与压抑的环境里，一些士人以异端畸行行世，以弥补失落的心理。《虞初新志》不乏诸如此类似疯似狂者，如《武风子传》中的.武恬，性好闲，不谋荣利，嗜酒，日惟谋醉，凡游艺杂技，过目不忘。以绘画名天下，擅长在滇箸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人奇之，每得其双箸，争购钱数百。“流贼”索取，武风子匿而不出，大笑曰：“我岂作奇技淫巧以悦贼者耶。”“流贼”系之来，至则白眼仰天，暗无一语。片言就将一个“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武风子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颖异绝伦，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甲申，国亡父卒，山人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又如《鲁颠传》中鲁颠，独行吴越间，裸行，上身披一破布，下身着厚絮裙，污重染，从不更换，以示与世不同污。
小说中的士人们以“异端”自居，显露出了作者的一种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武生岂真风子耶，不过如昔人饮醇近妇，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态，宜其箸之不轻作也”（张潮《武风子传跋》）；八大山人“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陈鼎《八大山人传》）
怨世心态还表现为士人借作品隐露出一种反抗之志，旁见侧出，借故事中意象抒发感慨，如林璐《象记》，写崇祯时选用大象作禁卫，后明亡，“皇朝定鼎，征贡象”之时，一象抗命不尊，“呼之不至”，数日后昂然来取其偶，守土者设大炮相威胁，并以“今天子神圣”云云相威胁，象镇定自若，宁愿赴死，不肯入贡。作者于篇末议论云：“爱妻并爱吾身”，“而今见之于一象”。隐喻眷恋故国、不愿仕清的明之遗民，其义自明。林璐，字玉逵，号鹿庵，浙江钱塘人，明末诸生。朝廷选用大象作禁卫，完全是作者用作影射的巧妙构思，寓意不屈仕新朝的民族气节。而变节者更为士人抨击的对象，徐芳《义犬记》写一犬奋不顾身，为主人伸冤报仇，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篇末作者议论说：“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则应猝而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感慨人不如犬，人不如兽，自然可以说明当时世情之浇薄，而“遇变则渝”，“应猝则乱”，表现了作者徐芳对那些甘心作满族新贵走狗奴才者的痛恨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