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Vs“中国本位”-试论1930年代中国关于文化建设路
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建设路向问题（或者说文化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话题。「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之间的争论就一直贯穿于这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中，其中30年代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其余绪持续到1949年以前。这场论战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和张力。围绕文化建设，「全盘西化派」、「中国本位派」，「全盘西化的修正派」、「中国本位的修正派」、「左翼文化」、「新儒学」、「文化虚无主义」等展开了交锋。交锋的目的，按陈序经的说法，就是「求得相当的信仰」或「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1。交锋的结果，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社会亟需要的是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西化」和「中国化」的概念最终归趋于「现代化」。当然，当时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度很不够，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硬体」，对诸如「人的现代化」等「软体」关注不够，对现代化中所需要的「社会整合能力」顾及不周，对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没有很清醒的认识，现代化思想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对「西化」与「现代化」的分梳不能不说是一种长期论战和实践反思的成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萌现。而在西方，直到70年代以前，都是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或者说，新现代化理论，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崛起以后的一种深刻反思和理论认可。西方主流学术界开始承认「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是在70年代，而后伴随着亚洲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伸展其势力。从世界的眼光来重新看待1949年以前的这场论战，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就非同一般。
一 「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全盘西化派」，又名「彻底西化派」，或「充分世界化派」（经胡适修正），简称「西化派」、「欧化派」、「西洋派」或「世界化派」。「统帅」是胡适，「先锋」是陈序经。声援他们的还有「察见中国全部的文化已不及全部西洋文化」、预期「中国全盘西化是可能的事」2的吕学海、主张「更深刻更广泛地西洋化」3的梁实秋、主张「尽量西化」4的严既澄、主张「从基础上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西化」5的张佛泉、主张「大部分西化」或「现代化」6的张奚（熙）若，主张「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7的熊梦飞等。除陈序经、吕学海等极少数人外，「西化派」的大多数都不主张「全盘西化」，但他们都主张「大部分西化」或「根本上西化」，与「全盘西化」并没有甚么本质差别。他们的主要舆论阵地是《独立评论》。胡适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冲突〉，1935年3月3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同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陈序经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33年12月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全盘西化论的辩护〉等。
（一）问题意识
胡适提倡「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认识，而「全盘承受新文明」是胡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胡适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由于「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像半世纪前一样遥远」。当务之急是「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解决的目标和关键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胡适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