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与儒家文学观
[摘要]陆机从小就“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但《文赋》中蕴含的传统儒家文学观却一直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学界附会玄学时代潮流、片面理解儒家文学观的结果所致。
[关键词]《文赋》；儒家文学观；玄学思潮；诗性精神
一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
“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xx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二
陆机，出生于三国鼎立后期的东吴。与魏晋炽盛的玄学风气相比，吴国学风偏于保守，仍以恪守汉代儒学为其思想特征。陆机的祖先多以经明行修著称于世。据《三国志·吴书·陆绩传》载，他的曾祖陆康“少悖孝悌，勤修操行”，叔祖辈的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二人皆为当世名儒。在家学渊源的熏陶下，陆机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学说的洗礼，《晋书·陆机传》载：“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东吴被西晋吞并之后，陆机来到洛阳谋官。德行是否符合儒家礼法规范成了他择友的一个主要标准。《晋书·张华传》载：“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人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而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张华正是凭借其高尚的德行赢得了陆氏兄弟的尊重。一旦遇到不拘礼法的名士，陆机则深感厌恶。《世说新语·简傲篇》中载：“陆士衡初人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机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奢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否?’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刘道真在哀制之中，仍然嗜酒无度，以儒家礼法作为行为规范的陆机对此自然看不惯，他对玄学中人那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洒脱行为颇感失望。后来，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陆机没有超然隐退，仍然怀着兼济天下的鸿愿。《晋书·陆机传》载：“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成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陆机深厚的`儒学思想根基和刚健有为的淑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