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读后
99年秋天，照例去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看每年一度的国际图书展览，逛了一上午国内部分的书展，看到的都是一套套的重印书，感到人困体乏而又一无所获。转到国际展台的德国部分，眼前忽然一亮，一本朴素大方的英文书映入眼帘，书的封面上“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季羡林”这几个熟悉的名词马上吸引住我，翻开精装的封面，内封上写着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如下：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8.这就是我一直盼望见到的季先生著《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的英文本，由季羡林先生转写、翻译和注释，得到德、法两国吐火罗语学者W.Wenter和J.-J.Pinault的协助，由总部分别设在柏林和纽约的跨国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于1998年出版，列入Wenter教授主编的《语言学的趋向丛书》（Trends in Linguistics），作为其中《研究与专著》 （Studies and Monographs）系列的第113种出版。
现藏新疆博物馆的这批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共44叶，双面书写婆罗谜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馆把这批写本的照片送给季先生，请季先生解读。季先生很快辨认出这是用甲种吐火罗语（Tocharian A）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从此，季先生开始解读这部“天书”。
说这部吐火罗语的著作为“天书”，一点也不过分。熟悉语言学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发现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罗语最难解读，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发现的地点却在印欧语系各种语言分布区域的最东端，其中不少词汇早已变形或消失，给解读带来极大困难。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种民族语言资料情况的人知道，相对于同时出土的死语言----于阗语和粟特语的材料来说，吐火罗语的资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是从新疆各地的寺庙和洞窟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往往残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些于阗语和粟特语写卷，长逾千行，而且完整无缺。季先生解读的这部“天书”，也同样是残缺的，每叶的左边都有约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烧毁，给解读造成更多的困难。
说这部吐火罗语的著作为“天书”的另一层意思，是因为它的价值连城，极富研究旨趣。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因为过去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较少，虽然经过近百年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通过这部残卷的解读，可以增加辨识的吐火罗语词汇，可以积累吐火罗语的语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罗语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式，进而可以讨论和检验前人关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还牵扯到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引发的一个更大的学术争论问题，即印欧人的起源问题。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对操吐火罗语的龟兹文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汉文史料和僧人传记，而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却提供了比较完整的龟兹古代佛教著作的典范，使我们可以透过它来了解龟兹佛教的渊源、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龟兹译经的水平等问题。最后，因为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剧本，而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出土过从吐火罗语译出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这就给我们认识西域戏剧的形式、内容和传播途径，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季先生当然十分清楚这部吐火罗语文献的价值，所以，在接到这批资料时，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毅然决定利用早年在德国学习的吐火罗语知识，来解读这部“天书”。
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经在北大主持过一个“西域文化读书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与季先生往来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读这个残卷的文字和研究相关内容时，时而让我查找一些西域语言文字资料，特别是于阗语资料。季先生的关于这部吐火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帮助；他对古代西域弥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译的与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内容相关的于阗语文献，对于我研究于阗的历史与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一直关注和收集季先生有关这个残卷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