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中西方关系构成了其深层的背景，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文学的全面影响，这是公认的事实。所以，以一种比较的意识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论是从历史的层面上来说还是从现实的层面上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品格都具有关键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从影响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深度拓展的一种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是深受西方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文学全方位影响的文学，从西方输人的科学、民主、自由等精神以及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很多方面都必须从中西关系中才能得到深刻的阐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排解不开的困扰，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回避“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存在着某种缺陷。所以，近年来，从比较和影响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比较和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对比较和影响本身却缺乏向深度的拓展，表现为过分集中在“事实的联系”上，而对“事实的联系”是如何实现的，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实现的，却缺乏理论上的探讨。或者说，我们目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限于对影响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而缺乏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追问。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否有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及受了哪些影响，而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影响的?西方文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内涵非常丰富而复杂，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并没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显然是有选择地接受，但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选择的内在逻辑理路是什么?如何接受，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接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学在输人中国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变异的个人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文化原因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关键，才是更为深层的问题。我认为，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通过翻译文学作为中介而实现的，中国现代所接受的是翻译文学即中文化的外国文学而不是原生形态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过程其实就反映了影响的过程。梵·第根说：“在两个民族文学交流的方式中，‘媒介’应给予重要的地位。媒介为外国文学在一个国家中的扩散，为一个民族文学吸收采纳外国文学中的思想、形式提供了便利。” 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作为西方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影响的中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品格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翻译文学作为中介既体现为一种形态，又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方式。前者指具体的作品，即外国文学进入中文语境之后表现为翻译文学的形态，“中介”的意思是指，西方文q=x,J-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通过原语外国文学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翻译文学间接实现的。后者指意识，即内在的心理过程，就是说，西方文学在进人中国语境之后，不仅外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异，而且在精神上也发生了变异，即西方文学精神中国化了，伴随着西方文学的中文化过程即翻译，中文的精神也被赋予在西方文学中。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翻译文学这种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现代转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论是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中国现代文学不论是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与西方文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现代文学既具有西方性，又具有中国性；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既具有异质性，又具有本土性。这里，翻译文学在这种变异中显然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中国性以及现代性等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可以通过翻译文学的品性及其翻译过程得到深刻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