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知大节奉身明大义-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

时间:2022-06-17 05:58:32 其他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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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知大节奉身明大义-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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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知大节 奉身明大义

——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之3

唐正鹏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尤其是文学总与审美相关联,而这种审美与人类的无意识心理密不可分,无不是1种既原始、又被扩大了、延伸了的泛“性本能”情感(喜、怒、哀、乐、忧、思、恐等)和与人类道德、宗教、甚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高级情感之间相互矛盾和斗争,并常常以符号、声音或者体语等形式表达、表现这种最后趋向平衡和冲融的情绪。因此,文人们总是企盼情感得到宣泄,在宣泄中寻找1种愉悦或解脱,并以此消解内心深处的隐痛而实现自我保存和自我价值,只不过是形式和方式不同而已。苏过1生时出时处、时行时藏,但无论出处还是行藏,都是以“见危知大节,奉身明大义”这1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导乎人生道路的节度和法则的,最后达到1种内在心理境界上的“平衡”和“冲融”。

从苏过的生平事迹和诗文著述来看,他所指的“节”、“义”,不是1般意义上的节操、节度和仁义、义利。苏过“大节”则指的是“治国之大柄”和“执政的大体”,从实体意义上说应该是关于国家存亡安危之大事,完全符合“礼以行义,义以成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传》)这句话的意思。其“大义”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与自然和社会的相“宜”,可以从子思的《中庸》和韩愈的《原道》中找到这种思想的源头,子思认为“义者,宜也”,韩愈这样解释:“行而宜之之为义。”如因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己身“不为世用”之时,他不完全气馁、颓废,转而以“宜己”和“己宜”这种具有“和谐”特质的精神营养修身养性,尽可能让人生变得冲融、潇洒和散淡。

苏过1生大多身为黎庶,但作为出身名门、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1刻也不忘为国分忧之“大节”。

“磋商国是,为国分忧”是苏过违章中反映“知大节”的第1个层面。苏过侍父海南期间所作的《论海南黎事书》(作于北宋元符元年,即公元1098年)1文,不仅展示了作者卓荦不凡的见识,而且充分反映了作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驾驭时局的能力。文中他开篇就以“古之君子建1事,出1令,未尝不多参之于民言”的论据提出了“上情下达”而得执政“厉害之实”的为政理念,同时指出了当朝1些“执事者”(执掌权力之官员)“不求之于斯人,而斯人者我未尝以告实,岂上下之情有间而然也?”的恶果。紧接着,他根据当时关于如何治理海南黎人1事“议者纷纷,厉害未决”而成为“朝廷疮疥之病”的所出现的种种观点,据事论理逐1进行评判驳斥,在深层剖析海南难于治理是因“黎人之性,敦愿朴讷,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故华人欺其愚而夺其财,彼不敢诉之吏”所致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海南的几条基本措施:1曰“上策莫如自治”。建议朝廷“捐数官以使人”则“贤于用师也”。2曰“戍卒可省,民兵可用”。其好处在于“编户之家,家有武备,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并且闲时为民,致力于生产,战时为兵,可以保家卫国,则“吾藩篱不可窥也”。我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关于执政上的“自治”,军事上的“民兵”观点,唯有苏过提得10分明确,可以说是首发“自治”和“民兵”观点的鼻祖!而且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接近了我们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和“民兵预备役”的概念和内涵,实在难能可贵。因此,当代为政者细心研读苏过之《论海南黎事书》1文,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崇尚农耕,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知大节”的第2个层面。海南虽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开化”的南方“荒蛮”之地,但自古以来就有着发展农耕生产的优越地理和气候条件。但苏过父子贬谪海南时,这里的黎族群众仍然过着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因此,他在这里不仅与父亲帮助黎族群众发展水利,教以农耕,还常常以中原的农耕文化启迪、导引这个落后民族,试图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山夷野獠喜射猎,腰下长森相摩。平沙仿佛见遗迹,踊跃不待张虞罗……近年岁恶不可度,竹闲有米田无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兽逃命理则那。朝来剥啄谁有馈,愧尔父老勤弓戈。1言愿子不忽我,暴殄天物神所呵”(《夜猎行》,作于北宋元符2年,即公元1099年)。这首诗既有对黎族人民热情的赞赏,又有对民族不事农耕而落后的担忧,更展示出了苏过倡导的包容爱惜天物、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的“环保主义”思想。

苏过之“明大义”,在其《志隐》1文和其后期“学陶”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北宋早期的文人比起苏过来说,那就幸运多了,他们常常能目染融融月色,耳濡罄石丝竹,身沐淡淡秋风;行走堤柳园圃,游弋江海溪谷,寄情山林泉石;或放浪绮罗脂粉,或留恋帘幕楼台,或缠绵婉约,或凄楚悲悯。或多或少可以从他们词令诗文中嗅出点“欢快”或者“花柳”之味。苏过却没有,至少从现存在诗文中没有出现过。也不像南宋时期的文人那样,为反抗政治黑暗,以“掇拾风烟,组缀花鸟”为乐,以纸醉金迷来打发时光,麻痹思想;或干脆以“有口不须谈时事,无机惟合卧山林”(南宋·翁卷《行药作》)为由闭口不谈国事。苏过对人生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给自己找到了1条 “学陶解忧,以文守志”的路子。

贬谪儋耳期间的苏轼见苏过《志隐》1文后,曾感概地说:“吾可以安于岛屿矣!”(晁补之《苏过墓志铭》)。为什么呢?其1,《志隐》1文的行文:行止得宜,跌宕有致,广征故实而无“书袋”之累,深寓妙理而玄虚之迹。其2,其主要思想则是:天地之间,物各有数,小不企大,夭不羡寿,胜故欣然,败亦何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苏过“行之宜之”之“大义”的文化价值取向。文中说:“若夫纡朱怀金,肥马轻车,故人情之所欲得也,而况金石之传,不朽之荣?”但他观父亲苏轼的遭遇之后,便悟出了“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枉寻者见容,方枘者必憎”的道理,接着他根据史实得出“自古豪杰之士,有不能闾阎之穷,慨然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骊珠,而得全者盖无12也”。他认为与帝王应该“患难可以共处,安逸可以长辞”,证据就是“子胥不免于属镂,范蠡得计于鸱夷,萧何缧囚于患失,留侯脱屣于先知。敌国亡而信先烹,刘氏安而勃疑”。最后,他观史鉴今,把仕途比作“马之羁,鹰之韝”。于是,便有了于官场“心寒久矣!”的感叹。最后他把“置身避荒,逃空谷于寂寥,追赤松于渺茫,想神仙于有无”这种“游于物表”的境界作为“天下之至乐”,以此闭门却扫,独善其身

至于如何“闭门却扫,独善其身”,苏过的方法是“学陶解忧,以文守志”。毋庸置疑,苏过父子陶渊明诗文和精神的,苏过除了与父亲苏轼赏读和酬和陶诗以外,还常常以陶渊明之精神消忧解愁,潇洒度日。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苏氏父子贬谪惠州和海南期间日读、和陶诗1首,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中有不少篇幅,尽管苏过《斜川集》因“靖康之难”散失过半,但与“学陶”、“和陶”有关的诗仍存10余篇。诗中洋溢着对陶渊明的敬崇、热爱之意,集中体现了苏过对田园式的“自由精神”、“自由生活”的憧憬和追慕:“岁丰田野炊,客子亦不休。糟床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云翳薄日,磻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傥遂北海志,与事复何求”(《次韵渊明正月5日游斜川韵》,作于北宋绍圣3年,即公元1096年)。事过5年之后的作于北宋宣和3年,即公元1121年,苏过再次罢官闲居颍昌城西鸭陂之南,见地酷似陶渊明优游之“斜川”,遂卜筑陋室,结茅而居之,并将卜居处名之曰“小斜川”,还自号斜川居士,作《小斜川并引》诗为记。诗小序说他与陶渊明“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全诗如下:“我老不自爱,几时真罢休。浮沉闾里间,谩效马少游。年来510化,逝水无停留。胸中粗已了,浩荡欲没鸥。渊明我同生,共尽当1丘。试筑小斜川,佳名偶相畴。亦复辛丑岁,与公更唱酬。当时23友,得如我友不?赋诗俱不传,疑有湛辈忧。聊将桃李句,琼瑰副吾求。”可惜的是,这位凄惨忧戚,蹉跎1生的伟大诗人,在写完这首诗的第2年便暴卒道途,带着1腔的忧愤和对陶渊明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写完这3篇拙文,搁笔思之,深为苏过文学成就所折服,也为他独具特质的文化价值观念所感动,更为这位1生充满悲愤、凄恻、苍凉的诗人而扼腕叹息!如此,倘能以区区拙文引起世人对苏过的重新审视和关注,余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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