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镰刀闯关中的麦客现象是传统文明的活化石，是甘肃特有的现象。千百年来，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用其粗糙的双手，撰写了一部厚重苍凉的西部麦客史⑴。
1、缘起
凡在关中生存之庶民，无论居处乡野或暂寄城镇，从少徂老，每至五黄六月，麦子将熟之时，总会看到成千上万衣着褴褛的农民肩扛行李，手拎镰刀，徒步前行，由西至东出现在大村小镇的道路之上。在这数十万多数来自甘肃的农友相帮下，经过一个龙口夺食的繁忙夏收，关中农民陶醉于粮食收获的满足之中。而这些被称为麦客的黄土高原上的候鸟或揣着几百元的票子或仅“混了个肚儿圆”，默默地不无留恋地沿来时的千山万水退回到即将进入麦熟期的自个家园去。“麦客是关中夏收的功臣”。他们收割了关中一半川地和约百分之八十山塬地区的麦子，每年麦收将至，关中人便“像盼援兵”一样跑到小集镇上盼麦客⑵。这是前收割机时代关中的独特人文景观。
然而，相沿五百余年、每年劳动力转移三十余万的麦客，并未得到学界应有之重视。秦晖(2000)称其在看到《麦客》一书书名后，很“有些震撼”，并不无惊讶地自问：“如今还有人记得他们”?⑶汪晖(2004)也颇多感慨：在80年代邵振国小说《麦客》发表后，虽有以此为题的剧、长篇通讯，但他“没有见到更多的人的关心”。他感慨道，当我们翻查、地方志等资料时，但见“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华表、官制荒政、烈女贤人、山川水泽”，“没有麦客、客工、赶场的只字片言”。对此，汪晖表示用不着惊奇，从古至今，多是如此。“用老侯(侯登科——笔者注)的话说：‘下苦人’三字就说明了一切”。他强调，在我们的源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区别的。”⑷
2、研究综述
据笔者陋见所及，清代志书乾隆《宝鸡县志》(卷十二)⑸曾提及这一独特地域文化现象。《清诗纪事》(嘉庆朝卷)吴振棫所作之古风《麦客行》⑹曾再现甘肃“麦客”涌入陕西“打工”之生活画卷。1925年《新秦日报》有关于“麦客工阶之报道”⑺。当代比较系统追踪或留心这一现象者当提到侯登科、秦晖、汪晖、姬广武以及邵振国诸位。侯登科(1990—2000)集十余年功力追踪并纪实性抓拍麦客原汁原味之生存状态，是当代知识界较早触及这一“不可接触者”群体的人士之一⑻⑼。秦晖称其“有着许多‘名人’所没有的、或已经淡漠了的一颗平民百姓的古道热心，和从底层看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并用镜头为当代史、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历史，“一部发生在号称中华文明摇篮、周秦辉煌、汉唐雄风之基的关中大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一部事关衣食生存等人类生活基础但却常常被忽视的历史”⑽。秦晖(2000)较早关注麦客，并于其为侯的摄影集所作之序言中表达了这一关注与思考⑾。汪晖(2004)曾于2000年第10期《读者》杂志上发表了侯登科所摄之数幅黑白照片，并震撼人心地将这一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画面展示给知识界的所谓精英群体⑿。姬广武(2004)对麦客的渊源流变与今昔生存状况有精到分析⒀。当然，不得不提到邵振国(1984)绘声绘色描写麦客生活与情感的小说《麦客》。《麦客》虽为小说，但在将麦客这一群体作为文化加工之对象方面而言，的确开风气之先。在长期得不到知识界关注的情况下，即或是以小说这样的大学样式聚集麦客，也给关注该群体的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毕竟这一长期雪埋于当代史话语底层的社会群体首次得到以文字表述之机遇与荣宠⒁。
3、正 文
3．1麦客眼里的关中
来自贫寒地区的甘肃麦客对富庶关中的歆羡是根植于潜意识之中的，连时下富有的房地产巨富、出生在甘肃天水的潘石屹都坦陈：“无论陕西人如何看我们甘肃人，甘肃心目中八百里秦川的陕西，是富裕的，是诱人的。”并津津乐乡之与陕西的“紧密”“联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这个地方是属于陕西，与甘肃省更西北的甘州、肃州的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近代才把秦州划分到了甘肃。我们天水的许多、风俗、饮食习惯更像陕西，天水与陕西的联系更紧密。秦州人从历史上就是给陕西人当“麦客”，秦州人去当“麦客”时，总是带上一袋的炒面。有麦子割时，吃陕西人的饭，没有活干的日子，就吃自己带的炒面。所以，陕西人把我们秦州人叫“炒面客”，而把整个的甘肃人都叫“洋竽蛋”，因为甘肃人的主要的食物是土豆。”⒂麦客挂在嘴边的“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圆——逛世纪哩!”一个“逛”字透露出些许现实变化——也许外面的世界更精彩？⒃一句“逛世事哩”就印证了这一点。赵小罗的父亲是个“老麦客”，那年80岁了，说起赶场来，很有精神：“年轻时，年年跑关中。现在老了，几十年没去了，也不知如今啥世事。想在电视上看看去过的地方，眼窝不行，认不出。”他的话逗得儿孙们哈哈大笑。“笑啥?我赶场时全靠走路，南路翻秦岭，过双石铺，大散关到宝鸡，一走七八天，如今你们谁能服下?”⒄每到麦黄时节，他们带着满脸、满身的风尘和沧桑一路跋涉地向着遍地黄金、水土富饶的关中平原而来。⒅麦收时节，每当夜幕降临，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四面八方返回小镇的麦客，目睹车水马龙的小镇、身着入时夏装上街纳凉的居民和小镇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便觉自己与这花花世界无缘。因为仅衣着方面便不人流：“尽管白天太阳火辣辣的，但麦客们为防麦芒扎人都还穿着长裤长褂，汗味和麦味混在一起，身上散发着腾腾热气”。有人这样描述眼中的麦客：“几个来自甘肃华亭的麦客围坐在电线杆下，时不时伸着脖子向不远处的茶座张望，那儿，一群当地的姑娘小伙在唱卡拉OK。年轻的麦客看着他们，眼里充满了羡慕”⒆。
因为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麦客难以融人关中人群的生活。他们便心系一处，把对关中富庶生活之向往投注到对曾给关中带来巨大财富的农作物之热爱上。“一群一群的麦客，三三两两，戴着草帽，背着锋利无比的镰刀，他们经过了一块麦地，又经过了一块麦地。在属于别人的成熟与丰收面前，麦客们显得是那样的兴奋而又焦虑。他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哪一家的主人招呼一声，他们就会立即全副身心地投入到那海子似的麦地中，让手中铮亮的镰刀与麦子完成一次亲密接触，让汗水滚落大地，完成又一次交媾。”⒇
当然，关中地平人富，日子滋润如天堂。对于即将进入后传统农业社会的关中人的“懒，不爱惜粮食”，同为农人的甘肃同行也时有不以为然之感。前述同情麦客并作有《麦客行》的吴振棫，即把“麦客现象”的产生归结为有田的陕西人爱惜精力和不愿吃苦，即代表了这种心态。
对于自己的命运，麦客们有深刻感触。数百年来，麦客们自编自唱形成了一种叫“洋燕麦”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字字声声都包含着悲凉忧伤，麦客们喜欢唱。麦客们割累了唱，走乏了唱，星夜兼程“撵夜场”时唱，忙了唱着提精神，闲了唱着打发寂寞。凄凉悲怆的歌声划破寂静的夜晚，几个世纪来一直忧伤而孤独地响在关中的大地上。
3．2关中人眼里的麦客
历史上官府出于地方治安的考虑，对于劳动力的自发转移是持保留态度的。明清时代的关中地方志里就记载着这样的民情：“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自西徂东，良莠不一。”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既为当地所“必须”，又被当地官府视为威胁地方治安的盲流，据说就是因为他们，“曩年岐山、千阳，均遭巨案。”(乾隆《宝鸡县志》卷十二)前述吴振木或《麦客行》中“麦客”们大规模的集体出动曾引起官府的注意：“官吏惧有意外之忧”，“颇逻察之，不能禁也。”官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无田问题，徒事禁阻，无异于扬汤止沸。[21]
关中人(包括农民)对甘肃农民的岐视是根深蒂固的，有人以为麦客是在帮劳动力短缺的人家工作[22]。其实不然，正如收割机的使用不能完全归因于劳动力短缺一样。雇用麦客的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享受清闲或者摆谱给同村人看。因此，麦客于这些人，与其说是相互帮助不如说是利用关系。麦客之地位能比乞丐高多少，我们难以评定。他们被雇后，走在反背着手挺胸抬头的“雇主”后面，佝偻着身子却踩着大步。其中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麦客，既是三十万打工者的共名，也是“掌柜的”口中某一位麦客的名字。从没人记起要问一问被“掌柜的”呼来唤去的“麦客”的名字。几百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在“掌柜的”和“麦客”之间达成了某种可怕的默契，赤裸裸的关系，现代化的程序，一切雇用协议与用工都在不言之中。身上补丁的衣服、微驼的脊背、满脸的沧桑、青筋虬突的手臂、行囊里亮出的镰肘和嘴里不变的“掌柜的”，使得戴着草帽喝着饮料躺在树荫下草席上乘凉的“碎娃子”也因为“我是掌柜的儿子”而倍觉自豪——通常是“碎(小)掌柜”在麦客顶着烈日放下手中最后一把麦子后领往下一块麦地去了，中午并送去麦客渴盼却不愿明言的片片面、白面馍馍和温凉的茶水。每当这时，少言寡语的麦客常常咧咧嘴露出一口的黄牙，憨厚地一笑。麦客比较节俭，常把没吃完的馍放在太阳下晒干了掰碎放进身旁黑油的大布口袋。常有主人家以安全为由，推说房子欠缺，领麦客到看护苹果的小房子、废弃窑洞或麦场去住。麦客往往并不争辩，也不乞求，坦然认为“本该就是这样”，躺倒在麦草堆上如同躺在家里的热炕头很快便能熟睡。[23]因为麦客深知，自己是被饥饿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时代，有些队上年年请麦客，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会，补贴粮食。即使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24]毕竟关中平原那一堆堆麦垛、一袋袋麦子，也溶进了麦客的汗水。每当麦收完毕，麦客们便揣着或饱或瘪的腰包，带着或喜或忧的心情，背起挣钱的家当，复又浩浩荡荡地打道回家了。家里或许有年逾古稀的老母以及妻子儿女在焦急地企盼着他们平安顺利地归来。[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