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风骨的论文
东晋中叶，史学家孙盛写了一部史书，名叫《晋阳秋》。此书记述晋朝当代历史，直书时事，“词直而理正”，堪称信史。然而，书修成后不久，却惹恼了当朝权臣桓温，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原来，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一路高歌猛进，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不料被燕军切断粮道，又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 万余人。此前桓温曾进行过两次北伐，都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旗开得胜，但这第三次北伐却损伤惨重，无功而返。桓温原本打算通过北伐建功立业，提高自己的声望，以便为篡位称帝捞取政治资本，但枋头一战则使其名声一落千丈。“失败”的阴影挥之不去，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不想现在孙盛又旧事重提，怎不让他恼羞成怒，如坐针毡?
当然，桓温不是吃素的，为了消除对自己不利的舆论，他终于亮剑，向孙盛摊牌。他叫来孙盛的儿子孙潜，威胁他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也不至于像你父亲所说的那样。‘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意思是说，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要知道，桓温下的这个生死“通牒令”，绝不是戏言。此公平时就曾目空一切地说：“男儿如果不能流芳百世， 亦当遗臭万年! ”做不成英雄，就做奸雄，即使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难怪他视杀人如草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霸道得很。孙潜一听他言语里露出杀机，知道他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很绝， 连忙叩头谢罪说：“乞望大人开恩，小人回去一定请家父删改史书。”
其实孙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生性强直，不畏权贵，方正严厉，一丝不苟(“性方严，有轨度”)。当孙潜回来向他禀明实情后，他知道桓温的真正用心是逼他改史， 他早年曾在桓温手下做过参军，深知其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孙潜的劝说，不但不肯，还把孙潜狠狠教训了一顿。众儿孙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几个保命的字，这时孙盛更怒，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 便瞒着孙盛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于是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掩盖了那段不光彩历史。
不久，孙盛见子孙们再也不吵了，不哭不闹了，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心里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却也不吭声，佯装不知。原来孙盛早有预见，他知道如实记录桓温“枋头惨败”，肯定会担很大的风险，所以，他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经考校， 发现它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多有不同”，遂两存之。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历史不容人随心所欲地打扮，因为它是过去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原貌是什么样就注定是什么样，它不会屈从任何人的意志，不尊重不行。《资治通鉴》上说，唐朝宰相张说看到了史学家吴兢撰写的《则天实录》，认为其中有段记载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便暗地里祈求吴兢改动几个字， 吴兢到底也没答应，说：“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的笔法就不能算作是正直的，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面对这种正气凛然的直笔精神，那位宰相大人也就不得不打消了改史的`念头。回头看东晋的孙盛，也是威武不能屈，宁死也不改史，其尊重历史原貌的铮铮铁骨，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晋书》中记载的这个“孙盛不改史”的故事，颇有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眼见硝烟骤起，已然闻到了火药味，一场生死战争就要展开。孙盛“拒改”与儿孙“偷改”，可以说是处在桓温专制淫威下的生死较量，更是与历史的较量，然而，正是在这种较量中显现出孙盛的实事求是精神，彰显出一代学者的历史风骨和政治智慧。
今天修史的人，难道还要为尊者讳、为权者讳、为贤者讳吗?尤其是作为领导者，更应做出表率，尊重历史原貌，不虚美，不隐恶，绝不能弄虚作假，玩弄历史。惟有尊重事实原貌，才是尊重历史，尊重民众，也才是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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