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历史研究论文

时间:2018-01-08 编辑:瑞莹 手机版

  文艺复兴是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文艺复兴历史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文艺复兴历史研究论文【1】

  文艺复兴发轫于欧洲,在很长时间内,文艺复兴研究的中心亦在欧洲,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1818 - 1897) 、福格特( Georg Voigt,1827 - 1891) 、维拉里( Pasquale Villari,1827 - 1917) 和西蒙兹( JohnSymonds,1840 - 1893) 等文艺复兴研究的奠基者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功成名就。美国虽与欧洲大洋相隔,但文艺复兴研究对这片新大陆亦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许多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之所以对文艺复兴如此感兴趣,原因在于他们确信文艺复兴和现代性之间紧密相连( vital link) 。对他们而言,现代性代表了一套积极的价值观,文艺复兴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促成了对这种价值观的肯定”。19 世纪末期,美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人文社科研究之类“文化软实力”却依然与欧洲差距明显。对于这种经济与文化实力以及富强与文雅之间的失衡状况,当时诸多美国的有志之士深感切肤之痛。美国著名中世纪史研究专家汉斯金斯曾如是热切呼吁美国学界加强对欧洲历史的研究: 欧洲历史对于美国人而言极为重要,欧洲历史与美国历史血脉相连,是一个有机整体,美国的历史研究不应拾人牙慧,而应当做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美国学术需要获得其尊严( dignity) 、独立( independence) 和创造力( creative power) 。汉斯金斯的期望不久以后便成为现实,其中有美国人自身的努力,也有强大外力的作用。20 世纪30 年代,由于纳粹德国以及法西斯意大利的反犹政策,西方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血泪交织的流亡运动,大量优秀的德裔犹太知识分子被迫远渡重洋,以“知识难民”身份流亡美国。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综合国力在西方世界独占鳌头,西方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出现了所谓的“跨洋洲际转移”。汉斯金斯梦寐以求的美国学术的勃兴,经过若干年的苦心经营和天赐良机,此刻终于到来,他曾大为哀叹的贫瘠的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也开始大放异彩,大量欧洲顶尖知识分子的流入,使得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景象焕然一新。文艺复兴史家布鲁克尔曾言,自从二战开始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历史编撰学已经被外国人主宰,尤其是英美历史学家。对于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进行解释并非如此简单,这对任何其它欧洲国家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莫尔霍指出,有三种优势导致了文艺复兴研究在美国的繁荣,“第一是对大众广泛的吸引力,第二是一种宽广的历史研究范式,这让文艺复兴具有一种精准和重要的角色,第三是由德国学者所提供的强大的学术基础设施”。缪尔对第三个因素进行了深一步的阐述,“如今这一代的学术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欧的难民之知识子辈和孙辈,这些难民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避难于美国,其中包括: 汉斯·巴龙、恩斯特·卡西尔、菲利克斯·吉尔伯特、恩斯特·坎通罗维茨、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西奥多·蒙森、埃尔文·帕诺夫斯基,他们将奥地利和德国的学术传统直接带到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研讨会,正如尼科莱·鲁宾斯坦和恩斯特在英国所做的那样”。

  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德裔美籍学者的卓越贡献,20 世纪的文艺复兴研究出现了闪耀的“美国时刻”,有学者甚至抛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美利坚制造”的商标式口号,部分表明了包括文艺复兴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心跨大西洋洲际转移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曾特别指出,三位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学者,汉斯·巴龙、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以及奥斯卡·克里斯特勒,在美国文艺复兴研究的振兴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于此,本文拟以这三位学者为典型,大致梳理他们对文艺复兴研究所做出的标志性贡献,以追溯20 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学术与政治的交错互动关系。

  一、学术生平概略

  汉斯·巴龙( Hans Baron,1900 - 1988) 出生于柏林一个书香气浓厚的犹太家庭,1922 年在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 指导下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加尔文的国家观及忏悔年代》,他也曾受耶格( WernerJaeger) 、戈尔茨( Walter Goetz) 和特罗尔奇( ErnstTroeltsch) 等名家的教诲。后因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巴龙辗转意大利( 1935 - 1936 年) 和英国( 1936 - 1938 年) ,于1938 年移民至美国,在1945年成为一名归化美国公民,1964 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925 年,巴龙提出富有德意志文化气息的“公民人文主义”( Bürgerhumanismus) 这一新概念,并在1928 年首次使用英文“civic humanism”与之对应,在1955 年,他更是用巨著《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系统地呈现和表达了此词的衍生语境、本质含义及历史回响。此书甫一面世,便被视作经典名著,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文艺复兴研究图景,革新了审视意大利人文主义以及理解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范式,与阿伦特所倡导的共和主义政治观遥相呼应,启发了波考克和斯金纳等剑桥学派思想史家,对美国文艺复兴的研究者如威廉·鲍斯玛( William J. Bouwsma) 、坚尼·布鲁克尔( Gene Brucker) 、罗纳德·威特( Ronald Witt) 、劳诺·马丁内斯( Lauro Martines) 、约翰·纳杰米( JohnNajemy) 以及贝克尔( Marvin Becker) 等人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民人文主义”一论弥补了文艺复兴研究奠基人布克哈特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忽视,虽然历经驳难甚至是嘲讽,但该论题作为文艺复兴研究的经典范式依然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如今的文艺复兴研究学界。巴龙曾这样说到: “简而言之,布克哈特坚持僭主制的影响所带来的后果便是: 对于1400 年之后的人文主义者的视野以及社会政治挑战的历史,仅仅是一知半解而已。”加拿大学者朱杰维奇称巴龙为“刺猬型”学者,意指他一直在构筑一种精密的体系,他此后的诸多论著皆在对此书的中心论点进行补遗和延伸、捍卫和辩护,“巴龙知道一件大事,那就是公民人文主义,他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这件东西,将在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每一个意大利文本都置于这个首要的范式之中进行考察,不管是赞成抑或反对”。与巴龙有私淑之谊的纳杰米这样说到: “确确实实,如果说要概述上两个世纪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史之中的主要力量,那么布克哈特—巴龙的对照是不可或缺的,而这在现在已经是个常识了,那就是相较于布克哈特于19 世纪的文艺复兴历史编纂学的地位而言,巴龙则是20 世纪的回应: 两者都提供了他那个世纪对于中世纪末至现代之间的意大利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之最有影响力、最为引人注目和引起最多争论的解释。”布朗说: “巴龙作为一个向导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比起他来在中世纪何处结束和现代何处开始方面不是那么确信。”威特说: “《危机》比20 世纪任何其他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学术著作激起了更多的讨论和激发了更多的研究。”除《危机》之外,巴龙的其他主要著述包括《15 世纪初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人文主义和政治文献》《从彼特拉克到布鲁尼: 人文主义和政治文献研究》《彼特拉克的< 秘密> 之生成与内涵》《追寻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以及大量论文。这些著述从布鲁尼延伸至马基雅维利,清晰地梳理了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样态,为文艺复兴从初期到盛期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鲜明主线。

  吉尔伯特 ( Felix Gilbert,1905 - 1991) 出生于一个家境优越及文化氛围浓厚的犹太中上层阶级家庭,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求学,后师从迈内克于柏林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 Johann. G. Droysen,1808 - 1884) 。吉尔伯特1936 年来到美国,曾在布林莫尔学院( Bryn Mawr) 工作16 年之久,后一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吉尔伯特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 16 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与历史》一书在文艺复兴学界占有重要分量,“因为其对现代政治观念的根源以及现代政治观念对政治学的贡献之分析”,成为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他的诸多研究马基雅维利和威尼斯政制的论文也被视为进行文艺复兴研究的必读之作。吉尔伯特深受迈内克的启发,将思想史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档案基础之上,并注重思想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互动共生关系。吉尔伯特还侧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后将这种考察范围扩展到20 世纪的外交史,其研究领域还包括18 世纪的美国思想以及19 世纪德国的历史编撰学。在英国学者罗伯特·布莱克所编辑的《文艺复兴: 历史研究中的诸种关键概念》中,收集了20 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最重要的文章59 篇,其中以马基雅维利为主题的5 篇文章中有3 篇便出自吉尔伯特之手,足见他的研究水准和学术地位。吉尔伯特的主要著述还有《历史:选择与承诺》《教皇、他的银行家与威尼斯》《历史:政治或是文化?》《告别演说: 早期美国外交政策观》《欧洲时代的终结: 1890 年至今》《一部欧洲的过去,1905 - 1945 年的传记》《现代战略的制造者: 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及大量论文。

  与上述两位学者一样,克里斯特勒( Paul OskarKristeller,1905 - 1999) 也出生于柏林一个家境殷实的犹太家庭,年幼时便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曾在海德堡大学师从霍夫曼研习柏拉图,期间他还受到了雅斯贝斯的影响。克里斯特勒涉猎广泛,兼修中世纪史和数学,甚至学习音乐、文学、语言学、物理学和艺术史方面的课程。克里斯特勒的博士论文研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伦理学,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转益多师,来到柏林大学追随耶格从事博士后研究,致力于古典语言学,两年之后,又来到弗赖堡大学追随海德格尔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在其指导下准备教授资格论文,着力于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他还曾受著名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和胡塞尔的教诲。克里斯特勒的学术之路似乎一路畅通,爆得大名指日可待,但由于1933年纳粹上台,克里斯特勒被迫中断在德国的学术前景,来到了意大利。受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墨索里尼内阁文化部长金蒂利( Giovanni Gentile,1875 – 1944) 的庇护,在此侨居长达六年( 1933 -1939) ,期间曾在比萨大学教授德语,并且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后因法西斯意大利的反犹政策,克里斯特勒再次辗转至美国,在耶鲁大学短暂停留后,长期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近30 年之久。克里斯特勒为哥伦比亚大学带来了研究人文主义者的拉丁语文本所必不可缺的语言学和哲学训练,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文主义研究美国学派,他将人文主义研究置于更为宏大的西方文明建构的计划之下,这种倾向使得他通常高度技术化的工作与美国的预想( Americanpreconceptions) 契合。

  朱杰维奇将克里斯特勒称为“狐狸型”学者,意即他的研究兴趣众多,很难用一种单独的体系对其进行囊括,其中包括哲学、目录学、文化史以及艺术史,他的研究重心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尤其是对费奇诺的研究。克里斯特勒本身即为文艺复兴式的多才多艺的巨人,他既是一位专业哲学家,也是一名古典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此外,他还热心于各类学术活动,曾担任美国文艺复兴研究会会长、国际文艺复兴研究联合会秘书长、美国中世纪研究院主席。他与兰德尔( Randall) 一起在哥大组织了文艺复兴研究研讨班,持续了三十多年。克里斯特勒的著述颇多,篇目逾千,其中代表性的有: 《费奇诺的哲学》《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哲学》《经典与文艺复兴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八个哲学家》《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源流》《文艺复兴思想与文学研究》等以及大量论文。此外,他还编辑了诸多哲学、思想史和相关领域的学术著作,以及担任此类学术刊物的编辑。在哥大任教期间,克里斯特勒讲授多门课程,不仅包括意大利思想家和文艺复兴哲学,也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并且指导了大批的博士论文。克里斯特勒成为了哥大的知识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心,以及欧洲学术和美国心灵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鲜活纽带。克里斯特勒曾因其突出的学术成就和开创美国文艺复兴研究盛景之发凡之功而于1992 年被授予汉斯金斯奖章,其他各类荣誉头衔不胜枚举,诸如不列颠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以及欧美各类大学的荣誉学位。在他逝世之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克里斯特勒奖也成为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桂冠。英国文艺复兴研究史家哈伊曾将克里斯特勒、巴龙与意大利学者加林并称为20 世纪研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三驾马车”。蒙法萨尼指出,“雅各布·布克哈特创造了流行的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现代概念,但是在建立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现代学术理解之基础方面,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比起任何其他人来说更为居功至伟”。

  二、共相: 背景、路径与品质

  首先,巴龙、吉尔伯特和克里斯特勒作为同时代人,都出生于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并共同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强势崛起的荣光、一战战败后的屈辱、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崛起。作为犹太人,他们更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都从锦衣华食的优裕家境跌落为流亡他乡的无根难民。在学习履历上,三者都师从于当时德国最著名的一批史学家或哲学家,因此在学理上都有着深厚和扎实的欧陆根底,他们的研究方法有高度的家族相似( family resemblance) 。就巴龙和吉尔伯特而言,在他们的思想中同时流动着两股血脉: 一方面是植根于普鲁士的政治传统,在俾斯麦帝国以及威廉二世帝国的政治思想传统熏陶下散发出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又因为受迈内克的影响而充满了社会关怀意识,尽管迈内克本人始终主张要以一种纯粹的、不受社会学或政治因素影响的治学路径去研究思想史,但他却支持自己的学生能够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架起桥梁,提倡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以及制度史领域。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迈内克要求学生必须专注于观念、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

  吉尔伯特在自传中回忆迈内克时说道: “通过强调思想运动与政治思想以及政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联性,迈内克憾动了德国的史学研究。”吉尔伯特对迈内克极为尊崇,“作为一名学者,他解决了思想运动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 作为一位学术导师,他给自己的学生以自主发展的空间; 以及作为一名魏玛共和国的捍卫者”。作为德国史学传统继承者,吉尔伯特认为,要想充分理解思想观念,唯有将之放到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加以阐释,其著作无论是涉及到德罗伊森、奥托·辛策、迈内克等德国史学家,抑或是关于马基雅维利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始终坚持强调思想观念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因此,吉尔伯特研究政治思想的方式在根本上是历史主义式的,他对知识语境进行考察的名篇如《贝纳尔多·鲁切莱和奥瑞切拉里花园》和《萨沃拉罗拉和索德里尼时期的佛罗伦萨政治构想》等,皆是将观念置入语境进行考察( Ideas in Context)的代表作,尽管现在这种方法已相当普及,早已被剑桥学派精细的历史语境主义(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所超越,但不啻是后者的前驱和先声。帕雷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吉尔伯特多数著作的一个中心关怀,或作为其引导性的推动力,便是研究这种观念产生于个体的天赋、环境和经验之交互影响的方式,以及这些观念在新境况的背景下对后世的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影响。此外,从巴龙的著作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将思想观念与社会阶级相连的思维模式,意大利著名文艺复兴研究史家富比尼指出,巴龙从桑巴特、曼海姆及其学生阿尔弗雷德·冯·马丁等一批德国社会学家那里掌握了一套概念性的词汇,并借此在人文主义观念与被这些观念所浸染的社会之间建立起关联。巴龙在1938 年接连发表的三篇文章已表明其正在努力地从政治社会的框架中去理解人文主义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特勒虽然受到的主要是哲学训练,但他的启蒙老师霍夫曼和卡西尔在哲学研究上受德国历史学派传统的影响颇深,不仅注重对重大哲学命题内涵的义理阐发,而且注重对其外延哲学史的考察,这可以被视为克里斯特勒思想史研究上的“祖源记忆”。基于此,克里斯特勒认为自己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或更准确而言为思想史家( intellectual historian),他曾如是定位自己的研究立场,“尽管我在普遍的哲学中对柏拉图和康德深表赞同,但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比起抽象概念和一般性来,我对文本和细节有更多的信心”。可见,在研究路数上,三位学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相通性。

  其次,如上文提及,三者在人生轨迹上亦有诸多相似之处。作为在三十多岁时来到美国的德裔犹太知识难民,这三位学者在赴美之前,都已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奠定了坚实的学术研究功底,并且基本选定了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由于纳粹的反犹政策,他们被迫中断在本国的学术前程,辗转流离来到美国,经过艰苦的适应期后,终于开花结果,独创一派,在美国成就了事业巅峰,他们经典的研究著作或论点为学界所公认,皆为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代名家。再者,这三位学者皆涉猎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史领域,诸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经院主义、共和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主题,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具有可比性、互补性与内在联系。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的研究路径存有分歧,所发力的领域也有所分殊,但各自的研究成果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文艺复兴全景的极具启发性的门径。值得指出的是,克里斯特勒和吉尔伯特的研究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和多元,而巴龙的研究则较为集中和专注,但他们的主要聚焦点和安身立命之处皆为文艺复兴研究。毋庸置疑,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们都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贡献。巴龙所肇端的“公民人文主义”至今依然影响颇大,可与布克哈特所奠基的文艺复兴史观相媲美,或如克里斯特勒的弟子、哈佛大学教授韩金斯所言,“巴龙的‘公民人文主义’观继续是一种充满活力之中心( a core of vitality) ,并且能够成为布克哈特式的对文艺复兴之理解的重要补充”。当然,巴龙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在政治学领域也对共和主义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公民人文主义”或许可以被视为市民社会一词的先驱。吉尔伯特则广泛利用佛罗伦萨的原始档案,注重对具体政治社会情境的透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等人做出了原创性的研究,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政治思想史亦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传统上较少关注的威尼斯也有较多涉及。克里斯特勒则是博学之典范,是20 世纪公认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名家,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人文主义甚至艺术的研究都是奠基性的,极为系统而具有说服力地呈现了西方思想从古典到现代的延续与断裂。学术界为克里斯特勒出版了7 本纪念文集,有人戏称这是纪念文集的世界纪录,这些文集为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所编撰,其重要影响力可见一斑,他的弟子如威特和韩金斯等人如今已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史研究之中的名家。当然,20 世纪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大家并不局限于上述三者以及类属的德裔犹太人,美国本土学者弗格森( Wallace K. Ferguson) 、贝克尔、雷恩( Frederic C. Lane) 、鲍斯玛、格瑞德勒( Paul Grendler ) 、纳杰米、马丁内斯、特林考斯( Charles Trinkaus) 、莫尔霍( Anthony Molho) 、科尔( Benjamin G. Kohl) 等人,都为文艺复兴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些人皆与上述三位学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亲缘纽带,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三位学者对于更年轻的北美学者而言可谓是学术上的“催化剂”。

  詹姆斯·希恩指出,上述三位学者具有三种相似的品质。第一,浸淫于传统的德国深厚文化传统之中,都极为博学而修养极高; 第二,都具有一种世界主义式的关怀; 第三,都兼具历史眼力与现实眼力。希恩分析到,上述三者进入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时间和研究进路存有差别,巴龙最早入行,研究文艺复兴的初衷在于理解北方人文主义的特征; 吉尔伯特是为了寻找现代国家体系的起源( 虽然后来放弃了这种努力) ; 克里斯特勒旨在审视从古至今的思想链条之中的联系。此外,他们都深受德国史家兰克所肇端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尤其是主动发掘原始档案,这一点极大的提升了文艺复兴研究的含金量和可信度。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来到意大利搜寻原始档案,尔后在美国将这种重视档案的趋向一以贯之,而这在之前的美国学术界是经常受到忽视的,在他们的带动下,大批的美国学者蜂拥至意大利的各大档案馆,有人形容这是对意大利档案的“殖民化”。20 世纪美国研究文艺复兴的诸多重大成果正是奠基在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档案文献的挖掘之上,正是三位学者身上所传承的兰克式德国史学对原始材料获取和解读的高标准、高要求,使得他们具有先驱的角色,为以后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建立在一种实证的、可持续的基础上提供了方向和指引。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发行的文艺复兴经典文库“塔蒂丛书”( I Tatti Renaissance Library),便是按照这种意识对原始资料的不断挖掘和呈现,嘉惠文艺复兴研究学林。

  三、殊相: 思路、模式与解释

  放眼20 世纪,在诸多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西方学者中,这三位都是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中的学者”,他们以独特的学术眼力对“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共和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些历史概念做出经典诠释,成为20 世纪美国乃至西方学界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三座高峰,缪尔感言,“巴龙、吉尔伯特和克里斯特勒三人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路向”。但不可否认,在学术观点和治学路径方面,三者之间有着诸多相异之处,对此做一概览,不仅有利于透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状况的共识与歧见,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西方现代文明诸要素之缘起的不同视角。

  首先,三位学者在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定位上存有不同见解,当然这导源于他们各不相同的研究理路。巴龙注重政治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加林曾感慨: 巴龙的学术研究影响力源于他对政治和文化之间纽带关系的主张[21]66。在其《危机》以及20 世纪下半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巴龙始终坚持这一思路,从崭新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布鲁尼所在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丰富的思想层面和内心世界。在巴龙看来,15 世纪初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并不是布克哈特笔下那些游走于各国宫廷之间、扎入故纸堆而不问世事的寄生型文人墨客,以布鲁尼为首的这批博学之士抱有将人文主义与公民政治相糅合的观念,巴龙将之定义为“公民人文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萌发则是因为米兰战争( Florentine - Milanese Wars)的刺激,在共和自由岌岌可危的险境下,根植于佛罗伦萨公民文化深处的城邦共同体意识被重新唤醒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克里斯特勒则始终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认为像布鲁尼、帕尔米耶里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不过是谙熟修辞技巧的文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大多为修辞家或者是私人教师,可视作中世纪语法学家和书信口授者( dictatores)的继承人,尽管他们对道德哲学有所贡献,但与费奇诺、皮科、蓬波纳齐这样的专业哲学家不可等同而语。对于巴龙将布鲁尼塑造为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克里斯特勒表示强烈质疑,认为其思想中修辞和宣传的成分比实际的共和主义信仰占有更多比重,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西格尔等诸多学人的大力支持和补充。克里斯特勒尤其强调历史演进的有机性和继承性,例如,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是和谐并存、互为吸收的,并非前者属于中世纪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后者完全取代。而对于作为整体的文艺复兴,克里斯特勒认为,它是一个过渡和发酵的时期,而非一种综合或永久的成就,因此,他提出一种历史多元主义( historicalpluralism) 的主张,认为不能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简单地进行化约,这会忽视历史矩阵之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和思想场景。因此,对于巴龙将1400 年前后作为一种时代巨变的分水岭的决定,克里斯特勒是断然不会同意的。克里斯特勒反对那种将文艺复兴与现代性捆绑在一起的目的论范式,认为这样一种视角容易导致时代误置,不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场景,用后来的历史情节去比附文艺复兴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与扭曲。而这种范式正是巴龙所一直主张和努力捍卫的,他们之间产生分歧便是自然的事情了。

  吉尔伯特和巴龙虽然都致力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对接,并使得更早一代的,分别研究共和思想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政治制度的两个美国历史学家群体融合在一起成为可能,但两人所提供的研究模式非常不同,就现代思潮出现的决定性时刻而言,两人在时间节点的设定上有着一个世纪的差别,巴龙认为体现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布鲁尼身上,而吉尔伯特认为体现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身上,吉尔伯特使用“共和主义”的概念,巴龙则通过“危机”这个发人深省的时代标签作为将政治思想和历史事件连接起来的工具; 此外,巴龙较之吉尔伯特更侧重对语言和文本传统的重建,而吉尔伯特对历史语境的重构比起巴龙更为苦心孤诣,只是他从未接受过巴龙提出的“公民人文主义”概念。

  再者,三位学者在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概念的界定和阐释上存有重大分歧,在这种观念分歧的背后实则体现出三人在哲学思维和文化价值理念上的不同。克里斯特勒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严格界定为是与语法、修辞、诗学、历史以及道德哲学等人文学科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运动,他主张人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哲学流派,而是具有某种特定和有限的含义,其实质和核心在于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的强调,视其为主要的研究题材和无可匹敌的模仿典范,无论是在写作、思想、甚至是实际的行动中都是如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点关怀并非哲学,而是在于对古典文化的复兴( scholarly)以及提升个人文艺修养和品性( literary) ,而且人文主义教育的古典学和修辞学标准实际上能够和各类哲学和神学上的观念和信条相融合。克里斯特勒摒弃了由弗朗西斯科·菲奥伦蒂诺、伯特兰多·斯巴文塔,乔万尼·金蒂利和恩斯特·卡西尔所传递下来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这种传统倾向于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融入现代哲学人文主义之中———作为一种人的哲学的人文主义———并且坚持将这种现象历史化。他的目标是在当代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之间做出一道清晰的划分。与之相对,巴龙自始至终都认为,“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否修辞学和新的语言学是唯一必要的、或者甚至说最为重要的人文主义对现代心灵的产生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说它对人的本质和历史的本质没有同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以及对人的价值没有提供一种新的评估的话,人文主义在十五、十六世纪是否能扮演起基础性的角色? 《危机》试图表明,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不仅是修辞传统的继承者以及新语言学的先驱性贡献者,而且也肇兴了积极的政治生活哲学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世俗化概念,而这是《危机》中所分析的思想流派的两个主旨。正如书跋所言,并不能声称十五、十六世纪的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具有这种特别的视角,但是也不能说修辞和语言学是那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中唯一重要的方面。……对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所遇到的人文主义视角的类型进行一种更加全面的理解,对于扩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使其超越‘修辞’和‘语言’面向而进入一种更加复杂的现象,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巴龙也这样说到,“在我零散发表的著述中,大多数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他们的存在理由是对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一种特殊视角,对此我一直忠心耿耿,尽管说它导致了我与一些长辈和同时代人的争论”。约伦也指出,“巴龙让公民人文主义式共和主义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既让他的解释变得锐利,也让其具有一种颇具争议的特质”。

  文艺复兴历史研究论文【2】

  摘    要:

  高中历史课本中把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方面进行阐述,在学习与教授的过程中,更深层次地探索和了解文艺复兴背后的历史意义,从此意义中得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此论述文艺复兴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价值,是本文最重要的体现。

  关键词:

  文艺复兴    历史价值    文化

  作为欧洲社会所特有存在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的开始和“复兴”是伴随着神学文化的没落与衰退,由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的全面兴起延绵发展到欧洲各国,从而产生巨变和伟大的历史影响。文艺复兴起始于14世纪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艺术与文化的鼎盛,感受到了社会全面的繁荣。历史的进程往往都伴随着产生这种现状的历史诱因,而历史的诱因则成为发展的导火索。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进步性的飞跃。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使原本处于普通市民阶级的人民,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不仅仅是在财富上,物质的丰满也带来强烈而巨大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在如此环境中,人们对精神生活中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识有更高层次的美学要求。这种美学理念与思想反映在对文学和艺术的推崇欣赏之中,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得新艺术理念不断创新,艺术审美意识不断增强。文艺复兴的产生中其核心思想,是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古典艺术,反对中世纪以来被封建神学所禁锢的“人性”思想,以改变封建神学中对于人性美的极端压抑与蔑视。把文艺复兴与古希腊罗马艺术进行比较而言,文艺复兴并不是单纯直接地对文学艺术进行复制模仿,作为欧洲艺术中最绚烂的一章,其本质是以艺术的精神进行再创造,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新。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中最突出的一点,即它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作为以“艺术”为表象的革命核心议题“人”,他的世俗欲望与精神追求,内在气质与个性的描绘体现在艺术的创作价值之中。文艺复兴是对人的内在心灵进行探索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其根本目的是区别针对神权统治,并且提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思想观点,反对神权主义的压迫。文艺复兴即是人文主义,相较历史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界限与界定,而在文艺复兴中则需要以人文主义作为艺术的探讨思想与框架,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内涵探索文艺复兴中的历史价值。

  起初文艺复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被认为简单肤浅地追求了古典文化的外在表象,并非拥有实际意义与内涵。但其实,文艺复兴的根本目的并非追寻与恢复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与文化,而是以更深刻的古希腊罗马存有的高度精神文明和思想内涵抨击当时社会所积累困束旧的文化和制度,反对其枯朽不堪的内在,并且为即将进行的新的思想方向与新的社会制度进行舆论的铺垫和基础的培养。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源头,改变人们的精神思想状态,使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器反对旧时代的封建神权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在欧洲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思想精神长期被教会控制与束缚,神权与皇权相互斗争,同时也像两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人民。当时社会,所受到和影响的所有精神主张都来自于教会的宣扬与自身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的财富与思想不成正比,教会宣扬的主张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产生矛盾。在资产阶级寻求精神引导和自我主张的同时,却又不能迅速地提出适应自己的思想解放要求的精神理论。在苦苦寻求中,他们发现古典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正好契合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需求,使得由文艺复兴作为思想斗争的利器,与黑暗的中世纪与教会皇权进行斗争。同时选择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不是以历史为甜蜜的外衣,在其包裹下避免与教会产生冲突,由此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对人民精神需求的充实。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被视为教会的敌人与异类,其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受到鞭挞和戕伐。在文化与艺术的精神发展中选择古典主义为思想的核心,其实根本上是放大教会之间的斗争和矛盾,无论输赢,无论结果如何,文艺复兴的勇士们艺术家们以自己所拥有的最有利的最强大的力量,与黑暗的教会进行殊死搏斗,文艺复兴唤醒了人民对教会的怀疑与反感,如路德的“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重要些”反映的是对人本身的渴望,“神并没有创造君主,神却创造了人,而我是一个人”这些思想表明文艺复兴的内涵,对于教会与教义的反抗,为这个世界有不知、不为到可知、可为,精神的复兴创造了灵魂与自我。

  从时间上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小段一小段时间的文化变革,而是以逐步的发展和思想事件作为精神的体现,点点滴滴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文艺复兴并没有像其他历史事件或历史革命一样,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是一点一滴地改变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史学角度认为,如“地理发现”、“科学发展”、“民主国家的产生”,其根源与开端都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所延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文艺复兴新兴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中世纪被称为思想文化的“黑暗时代”,相似于我国清代康熙乾隆的“文字狱”时期,而文艺复兴则是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腐旧,是近代科学文化复兴发展的分水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急先锋和精神的支持者,它不仅仅为革命创造了舆论与基础,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着革命者们。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于,以文化艺术作为精神基蕴,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力图摆脱欧洲封建宗教的束缚,吹响世界性科学文明的前奏曲,使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繁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对于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与历史评价很多,如恩格斯曾经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为伟大的变革与进步,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文艺复兴是人类对未知的精神文化世界的开发、交流与融合,以追寻精神的道路,在不断的探索中感悟文化精神的内涵,以丰富自我价值,展现自我精神的“人性”,并感受文化艺术的美妙。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中最重大的是促使欧洲社会以“神”到“人”的中心思想,以“人”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展现精神世界的觉醒,由往生到达现世。文艺复兴的存在价值,唤醒了人们思想中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渴求,以“人”的力量创造觉醒,放弃鬼神,开启科学创新之路。

  文艺复兴不仅仅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增强了资本主义的信心,更开辟了新的胜利道路,确立了以科学思想观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在历史发展中,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没有任何革命可以完全摆脱历史固有的束缚,文艺复兴中虽然突破了精神领域的束缚,但没有完全跟宗教划清界限,在信仰的文明与科学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宗教信徒,但是早已区别对“鬼神”苦苦信仰的旧教徒。他们不再受思想的束缚,不是因为渴求而信仰,只是为了“信仰”而“信仰”。其实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所拥有的独特意义和内涵。

  文艺复兴的根本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艺术的革新。如“文艺复兴前三杰”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文化上的创作,无不强调人的理智,反对盲目的精神崇拜,从精神方面解析受困的意识。“文艺复兴后三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拉斐尔的《椅中圣母》都摆脱了神的形象,文艺复兴把圣母变成了普通而又慈爱的人间妇女,或是对于人体的艺术的赞颂,都表现艺术中的“人性之美”。文化与艺术的复兴,使得人民的审美与精神不断提高,人性思想因为得到理解而解放,彼特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之。”文艺复兴的精神,否定了封建,否定了教会,否定了鬼神,开了资本主义的先河,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变革的舆论。文艺复兴是对黑暗的旧世纪的反抗,是一场残酷的较量与决裂。它不仅仅局限在精神中,更冲破了神学对人身心的局限和封建社会的专制,使得欧洲开始思想文化的繁荣,由思想到现实,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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