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戾太子案与盐铁会议
[摘 要]盐铁会议是汉王朝在出现统治危机时召开的一次会议，旨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一次思想、政策调整。然而学界注重盐铁会议召开之根本原因与必然因素，却忽视了促成其召开的直接原因与偶然因素，即霍光运营下的隽不疑收捕假戾太子一案。本文以假戾太子案切入，揭示了霍光与贤良、文学间“高度的默契”、“自觉地合作”这一若即若离的关系，并进而得出盐铁会议的本质，即霍光为解决汉王朝发展方向问题而有计划的引入儒生势力，以“问民所疾苦”为表面原因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关键词]假戾太子案;霍光;贤良;文学;关系;盐铁会议
武帝末年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此已为学者所广泛研究，自不必多论。单说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 《昭帝纪》)的汉王朝。那么以霍光为首的大臣们该怎样治理这个大病过后的社会呢?是延续武帝几十年的统治政策，为国兴利，还是有所变更，藏富于民?武帝虽颁布轮台诏，罢轮台屯田之议，但他生前并未规划出王朝今后的发展道路，故而盐铁会议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召开的一次讨论会议。
一、假戾太子案
因为对王朝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所以此时朝中主要分成了两股势力和派别，(1)一股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兴利派大臣，另一股则是以霍光为首的改革派大臣。(2)此时虽然是“政事一决于光”[1]( 《霍光传》)，但转变武帝施行了几十年的政策必然会有很大阻力。而除此两派外，亦当有不少大臣对于汉王朝今后发展道路一事是没有主见的。在杜延年屡次进言后，霍光意识到必须召开一次会议来明确王朝建设方向。(3)当然，这其中也许还有其他人进言于霍光，但是杜延年本为大将军吏，深得其心，其言更为其所重视也必然无疑。“霍光知时务之要”[1]( 《昭帝纪》)，延年所言之事，他岂能不知?之所以谋定而未动，笔者以为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至始元五年，发生了隽不疑收捕假戾太子一案，而在霍光的运营下，这一突发事件直接促成了盐铁会议的召开。(4)对此一案，《汉书·隽不疑传》有载：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 ，衣黄 ，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令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
当时公卿手足无措，甚至动用军队来避免意外事件发生，而吏民围观者亦有数万人之多。然而隽不疑引《春秋》而决议，寥寥数语即使人心服口服，以致天子与大将军霍光均对其褒奖有加，百官自认才能在不疑之下，霍光甚至欲嫁女与他。
其实武帝时期，公卿大夫就多援引经义以决时事，就连酷吏张汤也不得不“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1]( 《张汤传》)。然而武帝长期的对外征战打断了儒生参政之路，仅有的在朝之儒生也多为博士弟子而列于学官，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礼仪、制度、教育等方面的官员，学与政并未有过多联系。直至隽不疑以经义决事，安定宗庙，这才使得满朝文武另眼相待，也使得大臣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术，改变了人们对于儒生夸夸其谈的认识。
故而当年，昭帝即下旨，其诏曰：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观其诏，将皇帝所读之经典列出，而其后竟有”未云有明”四字。观所举之人，贤良与郡国文学皆乃通经习文之儒生，这正与“未云有明”及先前所列经典相合。由此也可见，无论是公卿大臣，还是昭帝自身，都开始重新思考经术在政治中的作用。
虽然假戾太子一案大大推动了经术的发展，但是经术的发展并不能直接使得儒生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此案也不足以直接促成盐铁会议的召开。然而霍光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抓住了这次机遇，利用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儒生“舒六艺之风”，参政议政。于是霍光达成了他的目的，即对武帝之策有所变更，更为重视民生，从而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王朝持续稳定发展;而儒生也得到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而能亲自推动汉王朝走向圣王之治。所以说，欲知假戾太子一案与盐铁会议之间的联系，就必须先了解其中霍光与盐铁会议中的贤良、文学间的关系。
二、霍光与贤良、文学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盐铁会议中，儒生与霍光是相互支持的，但这种支持并不是以联盟或者合作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高度的默契呈现出来的。这种微妙关系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首先，这种关系的存在满足三个前提;其次，还有四处疑点，均昭示着霍光与贤良、文学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前提有三，其一，儒生治国理念与霍光执政方针相近。“民者，君之本也”[2]( 《桓公》)。诸儒生从各地而来，有贫寒者，有富贵者。贫寒者目睹下层民众生活之困苦，故而欲施仁政而爱民;富贵者或不见百姓生活之艰难，但本于经义，亦当心存怜恤。而面对“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现实，霍光亦欲有所变革，而杜延年的数次进言更坚定了霍光改革的决心。且观始元六年前政治，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屡次出台政策来安定百姓，年幼的昭帝甚至两次亲耕以表率万民。天灾与人祸并存，是继续走可能会激化阶级矛盾的“为国兴利”路线，还是有所改变，为求得长期稳定发展而“还利于民”?霍光理所应当的选择了后者。正因为儒生的诉求和想法与霍光施政方略是相近的，所以二者间的合作也就成为了可能，而儒生也就自然而然站在了兴利派大臣的对立面。
其二，霍光虽然势力很大，但朝中情况纷繁复杂，霍光强行推行其政策必然阻力重重，所以他需要有人来为其宣传，打破朝中大臣固有的思维体系。《汉书·霍光传》记载：“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虽然朝政大事由霍光最终拍板，然而一个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然有公卿大臣的集体参与。经济方面，御史大夫桑弘羊掌管武帝以来的一系列五均六 政策;军事方面，上官桀为左将军辅佐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教育、文化方面有博士及其弟子等。霍光真正能一手操控的是关于人事任命方面的事，这也是他与上官桀、桑弘羊间的重要矛盾。《汉书·霍光传》记载：“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桑弘羊“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