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游牧文化对春秋青铜带钩的影响
[摘要]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青铜带钩的功能和款式融合了大量游牧文化特征。春秋时期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通过带钩上的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并以小见大地勾勒出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过往。
[关键词]青铜带钩;游牧文化;工艺美术
春秋时期，流行于各诸侯国的青铜带钩是当时的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为炫耀身份、随身配饰的一种奢侈品，其出土和传世的数量之众，艺术造型之丰富，堪称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青铜带钩的制作要考虑机械装置的力学原理，是融高超的装饰造型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为一体的古代工艺美术精品。从现代人体工程学分析，带钩主要是嵌于革带上的金属扣件，便于调整长时间骑马行进者腰间受力范围的宽窄和时效。束带可以对下腹部的内脏进行包裹，使其不被高频率、强力度的震动所颠簸伤害，是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的，类似于西医骨科的石膏夹板。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就出土有带钩和丝带等物品。部分楚简显示：“丝带有钩。”这种扣绊式样的构件，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悬系武器、印章、钱袋等小件的随身配饰。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的春秋中期墓中，曾出土一枚水禽形铜带钩，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铜制带钩。
带钩的发展和应用，可以说是贯穿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能够还原出一个立体的历史场景，而且对于认识人类族群在亚欧大陆变迁中的交流与融合、古人对于金属冶炼工艺方面的发展创新、工艺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完美组合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带钩所囊括的文化史意义体现在它在气候变迁、信仰图腾、审美情趣、服饰变迁、冶炼铸造、军事外交、文学诗词、族群融合、地区经济实力(手工制造业和贸易往来)等方面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泽。如果说通过研究以女性为主的铜镜，能映射出社会的阴柔之美，那么，研究以男性为主所佩戴的带钩，则可以更加有力地勾勒出雄浑阳刚的尚武精神。
一、从玉制带扣向青铜带钩的转变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在葬者腰部位置发现了一块人工磨制的长方形玉石扣件。这是原始先民们服饰发展过程中的初始状态，也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用于服饰用途的玉石制带扣。从巨石文化的玉制带扣，到青铜文化代表的带钩，其功能和材质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开端的历史意义，绝不次于1891年美国芝加哥机械师贾德森发明的拉链。工业文明催生的拉链是现代十大发明之一，而石制带扣的历史意义与拉链极为相似。
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并将玉制带扣视为祥瑞。《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光禄勋史舍壁下有青年，视之，得玉钩各一。谓之吉祥。”另有《列仙传》描写汉朝有一位赵氏女子，天生勾手握拳，五指不能伸展。有一次在汉武帝巡狩路过河间时，“望气者言此有奇女”，汉武帝于是召见了她，赵氏女子将手展开，掌中紧握一枚玉钩，因此被封为“钩弋夫人”。这两则事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到了汉朝，先秦时期遗留在民间的玉石制带扣仍然在继续沿用。随着部族的征讨、科技的进步和进一步的文化融合，兴盛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带钩，逐渐取代了先秦的玉石带扣。其主要原因是青铜具备一定的韧性，且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时间成本。从汉末开始至魏晋，青铜材质带钩逐渐又被其他材质的带扣所取代。
关于早期文献记载的带钩使用与研究，也是从汉朝开始的。王逸注《楚辞》之“鲜卑”、鱼豢和张勃解“钩络带”，还有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之“ ”等。宋朝吕大临在《考古图》中不仅收录了6件带钩，还标示了出土地点。曾出使过金国的宋朝官员龙大渊，所著《古玉图谱》图示带钩12件，并且对带钩进行了实物研究。同朝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系统地将带钩按照工艺和造型作了分型分式、分期，分为六种，将图例划作三代和秦汉两期，对后世相关研究贡献很大。清朝吴大徽著《古玉图考》，对三件带钩作了考证。同朝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了几件铭文带钩，并推论“革带有钩由来已久”。直至近代，王国维所著《胡服考》记载：“欲知带制，必于鞍制求之。”认为带具源于鞍具，也就是说马术鞍具是带钩发展的主要基因。包尔汉和冯家升也著文讨论了“鲜卑郭落带”的相关问题。王仁湘《带钩概论》在出土的实物基础上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外学者中，同属阿勒泰语系分支的日韩学者们，对源于游牧文化的带钩的研究具有整体认识。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不仅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还在其著作《带钩之研究》举出280余件款式各异的范例加以分析。还有藤田丰八、江上波夫、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对“鲜卑郭落带”作过研究。与东北亚地区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对此研究涉足较少。1966年，B卡尔格伦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刊》第38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两位瑞典收藏家收藏的六百多件中国古代带钩藏品，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类研究。
二、贵重金属铸造工艺的流传与部族迁徙的关系
早在两河流域的高拉遗址(欧贝德末期公元前4000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金片制成的环、花饰和新月形饰物。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高峰之作，也是人类金银工艺制品最早的实物。后来在麦斯卡拉木都墓中(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900年―2370年前)，出土了细线刻镂的假发金盔，体现出苏美尔人卓越的金属制作工艺。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的灵柩中也出土了大量黄金随葬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贵重金属冶炼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而此时黄河流域的先民，还处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巨石文化)。
商、周时期的中国金银器，属于草创阶段。就在距今3000～4000年前的川西平原上，曾经突然出现过一支与周围邻居们生活习俗大不相同的部族政权。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以鹰为图腾，崇拜目光敏锐者;服饰着装以便于马上骑射的短裙为主;与以列鼎和斧钺作为王权象征的殷商文化相比，其黄金面具与金杖，却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政教合一的信仰标志高度一致;遗留的青铜人像的体貌特征，被刻画为大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人种特点。先进的金属冶炼和制造技术及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围的农业部族。这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部族，虽然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从三星堆文化遗留下的诸多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古代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域外文化基因。战国后期的魏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讲述了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到中亚巡游之事。书中记录，“昆仑山”中有沼泽泉水、虎豹熊狼，还有大型巨石建筑“黄帝之宫”等，而这与现在南疆的昆仑山的物种分布和自然环境区别很大，却和北疆阿尔泰山的景象吻合度极高。如果说先秦时期记载的周穆王游历西域不是正史，不足为凭。那么，再举以下几个实例进行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