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

　　论文关键词：中国西部科学院；大后方；北碚；科技中心
　　论文摘 要：1930年10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了中国西部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对川康为重点的西部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生物、理化、，的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抗战爆发后，由于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影响和鼎力帮助，一大批东部地区的科研学术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内迁北碚，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和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而永载史册。
　　
　　“诺亚方舟”出自圣经《创世纪》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传说。一个名叫诺亚的义人在上帝的点化下建造了方舟，因此在上帝因人类所犯的种种罪恶而愤怒地用洪水将人类毁灭的时候，只有方舟上的诺亚一家及飞来的飞禽走兽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诺亚方舟”就用来比喻灾患普降时生命的保护物，或者摆脱厄运的凭借，灾难中的避难所或救星。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坐落在重庆一僻静、秀美的小镇北碚，这里少外来干扰，是搞科研的好地方，她是中国近代上在西部地区建立的第一家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也是民国时期成立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民营科研单位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侵略无疑是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科技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播下的科学种子和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内迁和大后方“最大科学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发展的“诺亚方舟”。
　　
　　一、抗战爆发前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卢作孚创建西部科学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科学的深刻认识。据高孟先追忆，“五四运动”中，卢作孚是四川地区“德”、“赛”二先生最热忱的倡导者之一，他深刻地认识到，的进步、落后与科学是否发达关联极大。因此，卢作孚1927年担任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后，想方设法发展科学事业。
　　西部科学院的创建发端于1928年11月前，即提出建立嘉陵江科学馆的设想，其机构设置已具备后来成立的西部科学院的雏形，并进入实际的筹备阶段。科学院的创建约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开始，卢作孚一面派出少年义勇队随同专家、学者进行标本采集和科学考察，一面不断加强与其他科研机构的交流和联系。如1929年7月31日，在中国科学社动植物专家方文培等人的帮助下，卢作孚之弟卢子英率少年义勇队学生30余人赴峨眉山等地区进行了采集和调查，“计得夷人风物及动植物标本数十箱”，回渝后举办的科学展览会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卢作孚对来川的学术团体，“皆尽力想法辅助之”。如1930年中国科学社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组之四川生物采集团在松潘等地的考察、德国人傅德利在川采集标本等，卢作孚都“派学生与之同行”，给予帮助。卢作孚将所采集的标本与国内外各学术机关交换，“延请学者分类整理……”。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采集标本为将来开展科学研究做了准备。
　　1930年初，建立科学院的步伐加快，除“大举采集动植矿各物标本”外，卢作孚还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为科学院募集资金，并得到当时四川最具影响力的军阀20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的支持。二是建立民众博物馆，将少年义勇队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和少数社会风物10余万件陈列展出，开展科普宣传。三是拟定《科学院计划大纲》，就设备配置、标本采集、对外交流、参观研究、选址等，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卢作孚对创立科学院的构想日趋完善。
　　1930年3月至8月卢作孚亲自率团对东北、上海等地的考察直接推动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的设立。东北的考察对卢作孚触动最为深刻。他在游记中写道：“他们(指日本人)侵略满蒙，有两个更厉害的武器，为平常人所忽视：一个是满蒙资源馆，一个是中央试验所，凡满蒙的矿产农产畜牧，都被日本人将标本收集起来，将数量起来，将地形测量起来，绘图列表，并制模型，加以说明，——陈列在满蒙资源馆里。我们不须到满蒙，只须到满蒙资源馆，便可以把满蒙的家屋看得清清楚楚了。别人已把我们的家屋囊括到几间屋子里去，我们自己还在梦中，规模很大的中央试验所，则更把满蒙的出产——化验出来，考求其原质、用途及其制造方法。有两个显著的成绩：一个是抚顺的油岩，由化验而至于试釆，现在已经正式经营起来，年约出重油五万吨了；一个是榨过豆油的豆饼，以前只用来作肥料或喂猪，而今才知道更可作面包饼干，人的优良食品了。”所有这些对卢作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他认识到“最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建立研究机构、开发西部宝藏刻不容缓。还未等考察结束，卢作孚便在上海决定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筹备处的设立表明卢作孚创建西部科学院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的时间是1930年，至于何月何日，还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据目前资料，还难以考证科学院成立的准确时间。西部科学院研究机关理化、农林和地质、生物研究所分别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1931年夏先后成立。卢作孚实行“大才找，小才考”的用人制度，不惜在五湖四海延揽人才。理化研究所聘王以章担任化验；生物研究所聘俞季川担任植物研究，德人傅德利担任昆虫研究；农林、地质研究所主任分别是刘雨若、常隆庆。至此，研究机构渐趋完善，研究工作逐步走正轨。1931年1月2日，卢作孚主持在兼善中学召开会议，讨论议决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体制和组织机构设置。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下的院长负责制。组织机构分研究机关、附属事业和联络事业，研究机关包括生物、地质、理化、社会科学、农林五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少年义勇队采集团。在近代科学荒漠之地的中国西部，卢作孚在“无钱、无人、无事”的处境中建立了西部第一家科学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科学院创立的宗旨即在科学的探讨，开发中国西部的宝藏。科学院创立后，一面增添各种研究需用的设备如图书、仪器、化验品、建筑等，充实扩大研究机构和内容；一面增聘专门研究人员，继续调查动物、植物、矿产和发展附属事业，四个研究所先后成立并扩大了四个事业单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从1930年到1936年，是西部科学院发展最好的时期。
　　科学院非常注重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地质研究所注重矿产的调查，地质分布的探讨和对地下资源确切的估计等工作。主要开展了对雷马峨屏、大小凉山、宁属七县、古蔺、珙县、江北县、渠县等大面积的地质构造和矿产资源的调查，另外还对北川铁路沿线及峡区附近煤矿、巴县等地的石油、麻柳湾及天灯谤一带矾矿、西山坪的、灌县、松潘间地震、綦江铁矿、木里金矿的测量等进行了专项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绘制出较详的地质及矿区图，有的还评估出产量，供有关方面参考使用。此间该所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主任常隆庆等对宁属地区的调查。宁属辖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边、盐源、宁南七县，是一块几十里难见人家的“不毛之地”，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过艰苦的考察，撰写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第二次向世界披露了整个攀西地区有无比丰富的矿藏资源。理化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对铁、铜等川康各种矿产及原料进行分析、化验，对煤等燃料问题和应用化学进行研究，并对重庆附近的水进行研究。农林研究所主要是垦殖荒地，培育森林；对稻、麦、蔬菜、果树、牲畜进行改良研究，繁殖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副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其中繁殖和培育荣昌猪、北平鸭及培植西瓜有相当成绩，编著的《西瓜栽培法》一书和优良种籽遍及全川。农林研究所附设的气象测候所为四川乡村建立最早的气象测候机构，每日发气象电报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对四川及中国西部的动、植物资源作了大规模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尤其是较为系统地调查了四川的鱼类、鸟禽及植物等资源。
　　
　　二、中国西部科学院与抗战时期科技文化事业的内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科研机构，“多因机关紧缩，不能继续工作”，中国西部科学院也不例外。早在1936年，西部科学院就有了大的变化，该院两大附属单位博物馆、交由地方管理。而抗战爆发后因经费无着等原因，生物、农林两所基本停止工作，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理化、地质二所也只能苦苦支撑。1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立后，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人员全部并入。
　　这样，从1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研究还在开展工作，一直到1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