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两晋时期的江淮农田水利建设

时间:2023-03-02 23:43:45 历史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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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两晋时期的江淮农田水利建设

  
  [论文关键词]屯田;芍陂;堰塘;

  [论文内容提要]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战乱动荡,衰退,重心开始了第一次南移,随之农田水利建设也向江南推进,这一变化不仅直接促进了后来“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形成,而且也对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当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开发利用江南水利资源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行屯田,只数年即收到仓满粮丰“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的效果。曹操在许昌屯田引用的灌溉水源是颖水支流,如洧水、眆水等,由于有完善的水利建设,所以当年就得谷百万,于是设置典农中郎将,专管农田开发,州郡都设属官,形成“有数千万以充兵戎之用”的局面,可见军事目的是明显的。后以淮水为界南北分立,淮河流域的开发和水利建设多和屯田有关,而这些水利建设的目的就是直接为军事服务。在南方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在江淮间大兴屯田,修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堰塘灌溉稻田。各地官吏亦相继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如豫州刺史贾逵兴汝水水利并开运渠三百余里;沛郡太守兴汴泗水利,开稻田;正始二年。邓艾用军队屯田淮、颖水利,准备伐吴的军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占据江东的孙吴,地广人稀,亦患缺粮,因此也很重视屯田,史载取荆州后,曾在澧水支流涔水旁开涔坪屯,筑坝拦涔水溉田数千顷,促进了这一带早期的开发。西晋以后内地屯田减少,而南北分裂时,江淮间仍有屯田,如芍陂历代屯田。东晋时开始在东阳石鳖屯田,并延续到后代,“淮南军防粮廪充足”。
  屯田主要是引水灌溉,水利工程多是沿江沿河修建一些灌溉沟渠。而江淮之间多立塘堰引水灌溉。历史上这一地区所属县邑,多以屯田都尉治理,为了发展,屯田官吏组织百姓修建了大批塘堰、水陂。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吴陂塘(在今潜山),七门塘(在今舒城),东兴塘(在今巢县),涂塘、瓦梁堰(在今滁县、和县),陈公塘、裘塘、邵伯(在今扬州附近),白水塘(在今淮阴南),射陂(在今淮安东),洪泽陂(在今淮安西),破釜塘(在今洪泽湖内),芍陂(在今寿县),还有固始县的古期思灌区和茹陂等。除见于史书记载之外,还有许多民间兴修的中小型水利设施。
  史载东汉章帝时马棱为广陵太守,就开始修陂湖灌溉。献帝初年陈登为广陵太守,十余年间在扬州、淮安之间大兴水利,“浚搪筑陂周围九十里,灌田千余顷……陂水散三十之汊,为利甚溥”。[1](P1102)后代流传下来不少有关他开发水利的事迹。陈登兴修水利多在今江苏北部,稍后于陈登,刘馥于建安五年任扬州刺史,在今安徽中部,“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 ,以溉稻田”,[2](P254)前后经营七八年;茹陂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现代这里有一个灌区。但茹陂仅存遗迹;七门堰在今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相传创始于西汉初,延续了两千多年,明清时和另外三堰一起可灌溉农田两万余顷,现今纳入史杭灌区;吴塘又名吴陂,在今潜山县西二十里。刘馥以后,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今安庆),大开稻田。”以后入吴,也在这里种稻,《三国志•吴书•华 传》载西晋咸宁四年,晋兵破皖城,同时破坏了临近的屯田据点,一次竟然“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稻苗四千余顷”,这些被破坏的稻田,可能都是利用吴塘灌溉的稻田。
  更有名的是芍陂灌溉,芍陂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志》,东汉王景曾引此水灌溉庐江稻田。刘馥修治以后,西晋初刘颂、东晋末年毛修之等都修浚过芍陂,东晋时人称之为龙泉陂,史载“龙泉之陂,良畴万顷”。《水经注•肥水注》中有对芍陂较详细的记载,当时陂围长一百二十余里,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是主要水源,泄水分水入陂的口门,其余四个门是引水灌溉的水门,其中东北和正北的两门和肥水可以通流。后世历代都对芍陂进行修治,1949年以后在此兴建了史杭灌区。芍陂至今仍灌溉着近六十八万亩的农田,是安徽省境内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之一。魏晋时期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例如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曾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地方官吏多能注意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业,东晋王朝又偏安于江南,南方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星罗棋布。除了寿春的芍陂外,吴兴乌程的荻塘、吴兴塘,襄阳的六门堰、石堰、马人陂,均是灌田数千顷、数万顷的著名水利工程。正是这些完善的水利工程,使东晋末年才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3](P34)的局面。“今之会稽,昔之关中”[3](P1358)的说法,正是当时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
  淮北流域水利工程的发展,也为淮南水利建设提供了基础。史载曹魏时邓艾在淮、颖沿岸屯田,从正始二年开始,全部采用军屯,屯军共五万人,其中淮南三万人,淮北二万人,在淮南是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眊水四百余里”,[2](P255)就是东从凤阳、定远一带,西至河四百多里是屯田的范围,利用芍陂在内的一系列湖陂引灌。《水经注•淮水注》记淮南这一带的陂湖有今霍邱境内的穷陂;今寿春县以西,颖口以东的苍陵灌区,南朝梁时曾于此大兴屯田,灌田四千余顷,每年收谷百余万石;钟离以东,有今洪泽湖地区的白水塘、石鳖屯也是邓艾所建,据说他还在附近筑塘四十九所。东晋永和五年,北中郎将徐州刺史荀羡“北镇淮阴,屯田玉东阳之石鳖”,当时屯田的灌溉水源就是白水塘。有八水门,溉田一万两千顷。刘宋元嘉二十七年,曾蓄塘水,计划灌北魏兵。北齐时复修石鳖屯,每年收谷九十万石。后历代都修茸臻治,成为洪泽湖流域的一大水利工程。
  同曹魏一样,吴国也推行了屯田制度。同曹魏屯田制度有所区别的是,吴国的屯田表现出屯田与水利开发并举的特点。如在太湖屯田区建东南海塘、修太湖东缘湖堤、开凿塘河、整治江南运河;在丹阳屯田区建圩田;长江地区北岸有引巴灌区,南岸有阳新(引富水)灌区等等,而且无论是屯田还是水利建设,大多是开拓性的非恢复性的,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水利技术的创造性提高,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修建一些用于防止水害的水利工程。例如在丹阳建的“湖田”,就是江淮人民因地制宜,把治水和治田结合起来的独特的农业经营方式,既能引水灌溉,又可以将水泄入江中,这是后代江南圩田的滥觞。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吴国在屯田规模上远不及曹魏,但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对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这一地区的水利建设在两晋之际仍有很大进展,史载陈敏在曲阿(今江苏丹阳)遏马林溪筑练湖,仰受句骊山、长山之水,幅员广四十里,溉田之外,还可补充调节江南运河水量。西晋时修复的元门碣“浸园田万余顷……公私同利,众庶赖之”。[3](P673)东晋晋陵内史张闿,因“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灌田八百余顷,每年丰稔。”[3](P1341)。殷康在乌程南筑荻塘,溉田千顷。孔愉在会稽修复汉时旧堰,亦溉田200余顷,这些水利工程在当时都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曹魏自建安元年在许昌屯田开始兴修,以后于颖汝两岸接连兴修,邓艾时规模最大,相继在汴、睢、泗水上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收到了不少效果。邓艾屯田之先,吴人常攻淮南,破坏芍陂,以致于攻击汉水中游的桓中灌区。司马懿计划广开水利屯田,多积粮食,用于攻守。令邓艾勘查陈、项以东至寿春。经过考察,邓艾认为这一地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并且著《济河论》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2](P255)根据考察邓艾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
  司马懿看后,非常满意,采纳并实施了。从正始二年(241年)起,魏国在淮南、淮北广开河道,大举屯田。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眊水源头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从此,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魏国在东南的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强。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便可乘船而下,直达江淮。军资粮食有储备,又没有水害。可以说,曹魏政权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特别是后期,邓艾的兴修水利的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淮水以北支流除颖水外,汴、睢、汝、泗亦有水利兴建。建安初年,即于襄邑附近睢水支流太寿水上筑堰作陂种稻。史载黄初年间“郑浑为沛郡太守,郡居下湿,水为患,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兴陂眎,开稻田,郡人皆不以为便,浑以为终有经久之利,遂躬帅百姓兴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郡中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2](P254)这是引汴水灌溉。同时,“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战之具,眎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也。”[2](P254)这是引汝水灌田,西晋泰始年间也曾在汝水上重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田一千五百余顷。到北魏太和年间,薛虎子为徐州刺史,因郡内良田十余万顷,水陆肥沃,而且“泗、汴通流,足以灌溉”,于是建议朝廷屯田耕戍,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是引汴水和泗水灌田的。
  曹魏时期兴修的这些水利工程,少则灌田千余顷、数千顷,多则灌田万余顷、数万顷,对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到曹魏后期,北方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得到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史称是时“关中丰实”,扬州“公私有蓄”,沛郡“比年大收,顷亩岁增”,曹魏境内“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这种情形,与汉末之凄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曹魏兴修的这些水利工程,有其特殊的背景,当时由于战乱大减,土地荒芜,曹魏屯田兴水利,又只求见效快,数量大,因而耕种方法和水利工程很粗糙。所以到西晋时人口渐增,雨太多,曹魏陂塘因质量不好,决溢为灾,水患问题非常严重,史载三国两晋时期,江淮流域的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都经常受到洪水袭击,有时“浮漂屋室,杀人损秋稼”[4](P113)西晋咸宁四年,淮河流域又一次发生了大水灾,非但五谷不收,连人居住的地方都成了问题。于是杜预提出了置废排水的建议。并且指出了水原因、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施。“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眎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2](P258)在他看来水的原因是降雨太多,蓄水太多,陂堰质量不好,人口增多,以前的耕作方法落后等等,建议朝廷“其汉氏旧陂、旧眎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其旧陂眎、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2](P258)西晋王朝这次大范围、大规模、因时因地的水利布局调整与修浚,不仅提出了水利事业综合治理的理论,完善了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合理布局,而且也为后世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解放后国家大规模治理淮河时,许多专家就曾对这一历史时期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建设作过认真科学的分析。
  三国两晋时期江淮流域水利建设主要是军事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多带有军事性质,采取军士屯田或军事组织的民众屯田,大多是直接为供应军队的粮饷而修的水利,虽开发工程的质量不如两汉和隋唐,但数量颇多,这些塘陂与湖泊相连,星罗棋布,滋润着江南块块良田,南方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而水稻生产的发展又必须依赖水利设施的完善,“衣则成人,水则成田”[5](P51)这条谚语比喻的正是稻田与水利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成就对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这一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田耕地的利用,江淮流域许多未开发的不毛之地,也因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不仅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中国的区域进一步扩大,而且为后来南北的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创造了条件;再者,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兴废不仅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在这一地区水利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全面统筹、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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