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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文革”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文革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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