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值计提、治理层变更与盈余治理
【摘要】 本文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通过计提巨额资产减值预备进行盈余治理的行为进行了检验和度量，并对其治理层变更背景下的盈余治理动机进行了探讨。【关键词】 盈余治理；资产减值预备；案例分析；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
2004年，四川长虹年报报出亏损近37亿，这个彩电业龙头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治理的结果展开激烈的讨论。本文运用盈余治理理论和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度盈余治理行为进行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盈余治理的动机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盈余治理的定义及其检验方法
盈余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复兴起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对盈余治理的界定一直未达成共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是由Schipper、Healy和Wahlen及Scott提出的。Schipper以为，盈余治理是企业治理职员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外部报告的过程。Healy和Wahlen指出，盈余治理发生在治理当局运用职业判定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结果。而Scott则将盈余治理界定为在GAAP答应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本文将盈余治理界定为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特定目的，对盈利进行操纵的行为。
盈余治理的检验方法分为应计利润分离法、特定项目法和分布检测法三类。其中，应计利润分离法是国外学者最常用的盈余治理计量方法，这类方法将应计利润定义为报告净收益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再把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通过各种回回模型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由于西方学者以为，企业治理层主要是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治理，因此可用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治理的大小和程度。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法的计量模型可分为：1.全部应计利润模型；2.随机游走模型；3.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4.成分模型；5.Jones模型；6.修正的Jones模型；7.行业模型。另外，还有一些上述模型的变形。其中，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随机游走模型分别将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等则是通过回回方法将应计利润分离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复杂模型。
（二）减值计提在盈余治理中的应用及相关动机
研究表明，资产减值预备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治理的重要手段（韩道琴、卢相君及沈向国，2006，丁方飞，蒋柏娟，2006）。同时，资产减值预备的政策选择与盈余治理的动机相关。陆建桥（ 2002）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在首次亏损年度调减收益，在首次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调增收益。赵玉玲、卫建华（2001）发现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倾向于较低的资产减值预备计提比例，或冲回以前年度多计提的减值预备以增加利润；具有夸大亏损动机的公司倾向于采用较高的计提比例，为其业绩筑底，轻装上阵，以增加未来收益。
目前，国内关于盈余治理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的IPO 动机、配股增发动机以及避免退市的动机，对治理层变更动机的研究较少。Strong等（1987）的研究发现，经理人变更因素对资产减值预备的计提有较大影响，在主要治理职员变更时企业会提取大量资产减值预备（秘密预备），以便在来年转回减值以进步业绩。Elliott等（1988）和Francis等（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二、案例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案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