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框架分析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而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本身必然涉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体系。因此，可以在该种意义上将马克思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
制度框架分析
（一）方法论
马克思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虽然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和客观性，但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能动性，马克思明确拒绝了个体与制度环境的决定论解释，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制度的演变，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历史客观性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制度理论所运用的范畴主要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实践、劳动等。
（二）制度分析的切入点
在马克思看来，要揭开人类社会制度演变之迷，就必须首先确立历史起点、历史前提，而这一起点或前提就是生产这一人类首要的实践活动，这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制度分析的切入点应当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正是在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揭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迷的。
（三）制度的起源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在原始社会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个人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十分低下，不得不以群体的方式生存，个体还不具备脱离群体生存的条件。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由于不存在经常性的超过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群体内部利益是一致的，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有了经常性的剩余产品，逐渐具备了个体脱离群体生存的条件。这时，产生了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群体内部利益发生分化，产生了对经济资源具有不同支配力的集团和阶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阶级，为维护有利于自身的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依靠自己在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建立起了国家等强力组织和政治、法律制度，同时建立了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解释了人类第一层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经济制度的形成）；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层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在内的上层建筑。
（四）制度范畴与制度的本质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制度最初来自于物质生产条件，之后才上升到政治、法律层次。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包括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完整的社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二者之间是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由于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所以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的逻辑次序应当是，首先必须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耸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做出解释。在制度的两个层次或结构内部又包含了许多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如在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生产、分配、交换等内容，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居于重要地位，正是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上层建筑内部存在着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等。
根据马克思对制度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作为全部社会制度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制度的本质，即是对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对经济资源具有不同支配权力的各种集团、阶层、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利益关系的调整势必导致制度的变更，利益关系冲突的强度决定了制度变迁的速度。
（一）制度变迁的历史客观性
马克思曾对历史唯物主义做过如下精彩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经典表述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是有客观历史性的，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制度的变迁可以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来分析，对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原理和理论命题，它们是我们理解制度变迁历史客观性的关键：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具有历史暂时性并且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法律的内容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根据上面的表述，同时结合马克思对技术与分工的'理解，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机理简单概括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们之间劳动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的变化；生产技术组织形式的变化又引致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引起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制度变迁的客观历史性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演变将大体上沿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大经济形态演变，马克思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二）制度变迁的主观能动性
虽然制度变迁具有客观历史性，但由于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人，所以制度变迁还呈现出一定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一方面体现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是由许多不同的具体路径组成的，不同国家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尊重社会制度演变客观规律的同时，人们能够对社会制度进行适当设计和干预。所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制度演进机理时，要避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当作是机械的单向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制度，也会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同样，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要充分注意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认识和理解制度变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能否对制度进行一定的人为设计和干预。
由于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人，而制度在本质上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反映，所以，制度变迁就是人们利益关系再调整的结果。在制度变迁过程当中，不同利益集团、阶级的地位是不同的，对既定利益分配格局必然有不同的判断，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地参与制度变迁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制度变迁能动性的内容做如下理解：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能对制度变迁的进程进行适当干预；不同利益集团或阶级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参与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实际路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社会集团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过程充分强调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对制度变迁历史客观性的有效补充，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差异性提供了基础。这种差异性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具体路径有所不同。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与影响因素
通过对制度变迁客观历史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制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与影响因素：就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说，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包括阶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等在内的主观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所以，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是制度变迁主、客观影响因素的统一体，包容了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阶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等主客观因素及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理。
结论
对于制度问题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制度研究的切入点应当是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制度可以划分为原生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第一层制度（即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和次生的、起反作用的表现为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第二层制度（即上层建筑）两大类；人类社会制度的微、宏观变迁只能也必须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来理解和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一元的，即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源泉，而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人们能通过社会实践来不断地干预社会制度的变迁，实现社会发展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社会制度变迁的一幅浩大历史画面。
参考文献：
1.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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