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 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 oral 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 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 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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