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分析

时间:2021-04-17 08:21:34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论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分析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亚当·斯密专门论述了资本的各种用途。他的这方面研究,既是其有关资本认识的核心思想反映,也是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代表性见解。在时光已流逝200多年之后,在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向市场经济之际,重温并再度认识亚当·斯密的资本用途划分理论,对于推进现代资本理论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基础性学术意义。

一、斯密关于资本用途的划分

在1776年出版的著作中,斯密在第二篇中单辟一章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这足以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①]按照斯密的解释,这四种用途中的第一种用途是指农业、矿业、渔业投资,第二种用途是指工业制造业投资,第三种用途是指批发商业投资,第四种用途是指零售商业投资。斯密不仅作出了这四种资本用途的划分,更重要的是,他从自身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考察结果出发,高度概括且明确地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②]

不过,在此需要阐明的是,斯密所说的分有四种用途的资本均指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也就是说对生产性劳动的确认是资本存在及用途划分的前提。而什么是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与一般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是什么?这是学术界长期讨论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至少在中国,关于这一问题就进行过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第三次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也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一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仍在讨论的大事,那么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难免有偏差的,而他们提出这一问题又显得是十分可贵的。为了清楚地了解斯密划分资本的范围,这里有必要引证一下斯密本人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划分的认识,他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③]由此可见,斯密认为能将劳动物化在物上,能使物的价值增加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否则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资本同生产性劳动的结合是资本发挥自身作用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只有同生产性劳动结合的投资才是资本,即资本不论怎样划分用途,都是同价值创造或是说物的价值增加直接有关的。

但是,在确定资本与生产性劳动结合这一资本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重视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体现他本人学术风范的两方面思想。

其一,斯密认为:“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④]在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中,等量资本是可获取等量利润的,而斯密却认为等量的价值增加可能使用的资本是不等量的,资本因用途不同而不是因其他方面的不同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推动生产性劳动作用,等量资本的投入可能不会产生等量的价值增加。斯密的这一思想应该说较之等量资本得等量利润的认识更为深刻,因为这不是局限于资本收益看问题,而是通过资本的使用看到了基础性产业与非基础产业之间的不同,即看到了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投资效果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说,就是资本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这四种用途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二,斯密认为:“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⑤]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而不是作为商人,斯密更注重的不是资本的用途,而是各种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斯密对资本用途强调其效果的不同,那么在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上,斯密则更强调的是各种用途的必要性即不可缺少性。这同样是与其同代人相比相当深刻的认识。斯密考察的范围是国民经济,他是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上分析研究资本的用途和资本的作用,他不仅强调了劳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也强调了资本的用途分类及各种用途之间的统一。就此而言,这往往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忽略的一种思想,即资本的宏观整体性更重于资本的微观竞争性。

二、斯密对前人认识的超越

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理论,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深刻的,因为他不单纯是划分了资本的四种用途,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各种用途之中的基础性投资与非基础性投资的不同,资本各种用途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每一种用途都具有必要性。历史地看,斯密的这一理论代表了十八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高度,这既不同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资本理论研究,也不同于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认识水平。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划分及其深刻认识,反映了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超越了当时原有的资本理论思想,更具有经济学研究贴近社会真实的全面性。斯密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认识的超越上。

重商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学说。“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依稀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日趋衰落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财富的空前渴望以及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贸易的极大刺激,导致了一场商业资本的革命。商人以及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资本的研究与考察便自然地集中于商业资本的形态,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⑥]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只有货币才是财富,货币与资本是等同意义的,只有经商才能创造财富,而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重商主义最重的是商业资本,即他们只认为商业才能增加货币。马克思曾认为,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探讨,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认识超越,则就表现在经济学思想对于狭隘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超越上。斯密并不认为商业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源泉,他对资本用途的划分以及他对资本四种用途之间关系的分析说明他的理论比之重商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不再以偏概全,不再将对资本的认识停留在货币关系的表层。斯密认为:“原生产物及制造品富饶的地方,必以所余运往缺乏的地方,假设没有资本投在运输业中,这种运输便不可能。于是它们的生产量便不能超过本地消费所需要的。批发商人的资本,可通有无,使这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交换别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所以,既可以奖励产业,又可以增进这两个地方的享用。”[⑦]并且,斯密还进一步分析了零售商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斯密并没有沿袭重商主义对商业资本的完全推崇,没有将商业资本视为惟一的资本,他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更认为:“假设没有资本用来提供相当丰饶的原生产物,制造业和商业恐怕都不能存在。”[⑧]这就表明,斯密将农业视为基础产业,将投在农业上的资本视为更具有基础性的资本存在。这是斯密的资本理论对于重商主义认识的超越。

再者,斯密的这一理论也超越了在他之前产生并与他同时代存在的重农主义认识。重农主义,又称重农学派,是继重商主义之后又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即弗朗斯瓦·魁奈的《重农主义,或者对人类最有利的治理的自然准则》于1767年出版,比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早出版了9年。在此代表著中,魁奈坚持认为社会总产品与农业的年产量等同,工业和贸易都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这也就是说,重农学派将资本的存在仅限于农业领域,同重商主义将资本的存在仅限于流通领域一样,表现出认识上的以偏概全。然而,毕竟时代在进步,与重商主义不同的是,重农学派是将这惟一的资本存在锁定在基础性的农业产业上,而不是非基础性的商业流通中。魁奈生活的时代与斯密生活的时代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在魁奈对资本的认识还存在简单化的局限性之时,斯密用自己的著作分析超越了魁奈的片面性,达到了对资本综合认识的全面性高度。斯密关于资本四种用途的划分,实质说明资本是存在于农业、工业、商业各个领域之中,并非只存在于商业,也并非只存在于农业,社会的财富是各个领域共同创造的。与重商主义相比,斯密对资本的认识克服了对非基础性产业资本崇拜的片面性;与重农主义相比,斯密又克服对基础性产业资本崇拜的片面性。斯密认为:“农业家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⑨]但是,他更为全面地认识到:“输出入虽有国籍上的差别,但以资本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那就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的资本,对这剩余生产物所给予的价值,总是一样的。批发商人是本国人也好,不是本国人也好,他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资本得以偿还,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营业得以继续经营下去。这就是批发商人资本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对增加本国年产物价值所提供的主要助力。”[⑩]像魁奈一样,斯密也是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资本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他又能超越其同代人,更全面地认识资本的存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的必要性,并不因资本的基础性用途的重要性而否认资本用途的全面性和非基础性用途的不可缺少性。

三、马克思的抽象划分与斯密的具体划分

斯密对资本各种用途的论述是按其投入的产业具体划分的。这一点与十九世纪马克思对资本用途作出的抽象划分是不同的。研究马克思抽象划分与斯密具体划分的不同,也是有助于研究斯密资本理论的贡献和十九世纪经济学是对资本认识的发展历史的。

不过,需要明确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那不是资本用途的划分,而是资本性质的划分。与此相关,本文也不涉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方面的探讨,即在此不分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对这四个范畴的分析可能具有更一般的意义。本文要分析的是与斯密具体划分资本用途相关的马克思对资本用途的抽象划分,以此来加深对斯密资本理论的认识和了解。

马克思没有像斯密那样,具体地分析农业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划分意义。他的研究以工业资本为主,以商业、银行资本为辅,兼顾农业资本问题,但其关于资本在社会运行中的用途的认识,则是以高度概括性的分析为特征的。马克思抽象地将社会的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大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大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在这一抽象划分上,不能不说马克思的认识比斯密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斯密始终强调的各种资本用途的相互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的再生产模式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证明。也许正因如此,或还有别的原因,在改革之前,甚至在改革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者对按具体的产业划分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归类不予接受,而只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划分。事实上,斯密的资本四种用途的划分,是很接近或是说很类似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只要将斯密的商业资本扩展为服务业资本就可以了。而在这种划分上,确实缺少两大部类划分的概括性,也缺少对各类资本用途联系的解释力。但是,从长期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两大部类的抽象与斯密四种用途划分的范围并不一致,马克思的抽象范围似乎只概括了斯密的前两种用途,即只包括农业、矿业、渔业和工业制造业,并不包括批发商业、零售商业等等。从这一点来讲,如果单纯讨论资本用途,那么可以说斯密的划分范围是完整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较为完整的。因此,与斯密相比,马克思的抽象划分缺少对今天讲的第三产业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概括。马克思对生产的理解虽然是高度抽象的,是明确指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但却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是与斯密四种用途的划分有区别的地方。从现实来讲,不论是关于资本的研究,还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都不可缺少非物质生产领域,即都应将第三产业概括进去。所以,马克思的抽象划分与斯密具体划分的不同在这方面可引起理论界的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的抽象认识较之斯密的具体划分更为深入的表现是,马克思对产业资本作了抽象的三种形态的划分。在研究资本循环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11]而斯密在论述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作用时,并未探讨资本的循环过程,也未能认识到资本循环中的各种形态的存在。但就生产资本的认识来讲,斯密是在前强调惟有生产性劳动才能使资本起到创造财富或增加物的价值的作用,马克思是在后强调惟有生产资本存在的阶段才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马克思与斯密关于这一资本的界定也是有分歧的。马克思通过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更进一步缩小产业资本的本质活动范围,指出只有处于生产阶段的资本才是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不可能有生产性的资本作用。这对于斯密的认识实质是一种批判,因为斯密对于资本用途的划分始终表明流通领域也是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斯密通过对各种资本用途相互密切联系的分析说明各种资本,包括商业资本都可起到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独立存在的资本。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的学术性,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斯密,都应服从客观的逻辑。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学仍需继续探讨这方面的理论问题,马克思的`抽象划分研究和斯密的具体划分论述都将是不可忽视的思想素材。

四、斯密对资本用途的

评析

斯密将资本的用途划分为四种,他对每一种用途都有自己的看法。与现代资本理论的研究相比,斯密对资本用途的认识是最基础性的,仅仅是从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来讲资本的投入及其作用,远没有接触到市场经济的中枢神经即资本市场的运行问题。但由于斯密的研究是最基础性的,其划分的用途是最基本的划分,所以,斯密的分析对于现代资本理论研究仍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学者的认识价值并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能否起到学科推进作用,能否对后人的研究给予启示。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认识始终正确。因而,在经历了200多年之后,我们更应以平和的学术心态看待斯密对资本用途主要观点。

1、“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12]斯密特别强调这一点并始终坚持这一点。其实,斯密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力量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但是,斯密还是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农业投资在整个社会资本运作中的基础性。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使用。”[13]在现代资本已证券化的状态下,斯密的认识仍是有重要意义的,即社会到任何时候也不能不重视农业,农业的重要决定农业投资重要,只有保障农业投资才能保障农业起到应有的基础作用。如果因为资本都虚拟化了,而忽视农业投资,那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从现在讲,并不能对斯密在农业投资上的观点质疑。

2、“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14]斯密同样极其重视工业资本,这是斯密不同于同时代的重农学派的地方。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见地,才使得斯密能成就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成为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大师。斯密认为:“因为有这种资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极有效用。”[15]这就是说,在斯密时代,他很明确支撑当时社会的,必须有一定量的工业资本,少了这种资本,国家就不能强盛。在现代,虽然资本已经全球化运动了,跨国公司几乎统治着大半个世界市场,但是斯密强调工业资本应留在国内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毕竟在人类整体利益之下还划分各个国家的利益。这里,斯密说的留在国内的工业资本是对本国有利,斯密说的不留在国内的资本也是对本国有利的。现在欧美跨国公司的资本不留在国内的,正像斯密所说,也是有利于本国的。

3、“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16]斯密的这一认识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讲,这应是一种永远不可改变的信条。出口贸易不能成为一个大国的主要经济活动,不论何时,大国的消费主要都需由本国的生产来保障,本国的生产物应主要供应本国消费。所以,即使是今天来看,斯密的这一认识也是很准确的。斯密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既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无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其奖励运送贸易,无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17]而斯密讲的这种自然趋势,实际指的就是大国经济基本应自给自足,不论大量出口,还是大量进口,都是不合算的。

4、“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惟一动机。”[18]斯密的这一条总结,可以说精辟地概括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精髓,也是对资本运行的微观基础最好的阐释。因为在哪一个领域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追求的目标都一样,只有收益高,才能吸引投资者。至于具体的产品是农产品、工业品,还是技术、服务、贸易,这对投资者并不重要。投资只要求价值增值,斯密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来做资本用途分析的,所以,他既要划分资本用途,又要解释市场的机制。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斯密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这一机制与他所论述的各种资本用途的自然趋势可能是存在某种冲突的。因此,从斯密的整体学说来讲,他并不主张完全的市场自由,他从实际出发同样要求社会对自发的市场机制有一定的干预,包括社会对私人投资用途的一定干预,以保证国民经济运行合理,国家富强昌盛。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钱津:《劳动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

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9、330页。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9、330页。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3页。

[④]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9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0页。

[⑥] 张凤林:《西方资本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⑦]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0页。

[⑧] 同上。

[⑨]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3页。

[⑩]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5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页。

[1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4页。

[1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9页。

[1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5页。

[15] 同上。

[1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6页。

[1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2页。

[1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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