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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市场的结果之一，是将这个社会分成了有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两类。这样的结果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但无论是满意或者不满意的人都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其中的道理在于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市场。
除了市场过程，财富分配还有其他途径，但其他的过程引致的不满不仅在于结果，同时也在过程。
薛兆峰曾经非常有把握地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争论应该适可而止，“落实”比“如何落实”重要，而最终采取的方式也只能大致合理，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皆大欢喜” 。他显然说错了。唯一可以确定的，对于市场的存在而言，应该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如何落实”比“落实”要重要百倍。人类一直都有很多分配财富的方式，市场方式之所以取代了这些方式，原因就在于其过程，在于其过程的形式公平。市场的结果不可能皆大欢喜，但市场的过程必须大家接受，必须十分合理。哪些“私人”得到了国有财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些财产的。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理，经济学家不争论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家的失职。
薛兆峰清楚：“从“公有”到“民有”，至今没有一条清晰、便捷、确定、安全的道路可循”，但他却没有看到，所谓不清晰、不便捷、不确定、不安全，全部来自不公平。改制不存在形式公平的过程，这是改制的致命伤。中国人所说的公平，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正义（justice），一个是均等（equity）。不可能皆大欢喜的公平是指后者，必须大家接受的公平是指前者，不可以混淆起来说。改制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但改制必须做到交易公平，这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
市场的效率与市场的程序正义之间，哪一个更重要？薛兆峰恐怕是本末倒置了。市场的全部效率，都来自公平交易的过程之中，没有了过程的正义，市场的效率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说，市场的效率来自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这并不完全。计划经济时，利益最大化也是每个人的诉求，但那时没有效率。市场的本质，是自发的公平交易，市场进化几千年，没有人知道它有什么效率，人们追求的是公平交易。发现市场机制有效率，那是后来的事，效率只是市场的副产品。有关市场效率的哲学告诉我们，公平交易本身就是目的，没有任何伟大的目的足以令我们放弃公平交易，哪怕这个目的是效率。效率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我们看得见的，只有公平交易。国企改制，存在公平交易吗？
薛兆峰说，改革的方式“大致合理”就够了。然而，市场从来不接受“大致合理”的“方式”。薛兆峰又说：“其中一个‘大致合理’的原则是：谁为企业带来较大的收益，谁就应该分得较大的股权”。他似乎解决了一个问题，却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来判断“谁为企业带来较大的收益”？这是一个永无尽头的链条，市场之所以有效率，就是因为市场中不存在这样的链条，市场原则非常简单：出多少钱有多大股份。不幸的是，这个市场原则无法用于国企改制，因为国企之所以需要改制，就是因为国企不可交易。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国企改制的不可能。
与此相关的是，“善待企业家”是一个伪命题，这个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大致合理”的问题。然而，市场从不“善待”任何生产要素，任何关于企业家贡献的说辞都没有意义。市场并不是根据要素的贡献来定价的，一百年多前，经济学家发现了市场的这个秘密，成为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几十年前，经济学还发现了市场的另一个秘密，企业之所以成为市场中的一个独立单位，原因之一是无法区分企业内部的要素贡献。“企业家”当然是企业的一部分，他们的贡献与其他要素的贡献无法区分。发现这个秘密的，称为产权理论，或制度经济学，薛兆峰据说是这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