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宿命：作为哲学隐喻的小说

“漂泊”意味着：没有哪一种人生选择是能够预知后果和有确切意义的。一场具体漂泊的结束也许就是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的开始。偶然性成为人与宿命相遇的方式。无法为自己的经历作出合理解释的人，就是处在无名尸体一样的状态：随人搬弄、失去身份、任凭误读。
　　也许历史将证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以“留学”为名的出国潮是华人移民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久经锁国之后的中国社会，转型期骤起的各种思潮，夹带着宏远的幻想、与体制冲撞的丰沛激情、苏醒的现实的欲望和利益计较（哪怕是经过“诗化”的欲望与利益）……，统统由他们带进海外的“准移民”生活中经受检验。在抵达异国之初的惊愕、震动和其后相当一段岁月的挣扎、消磨之后，这一代知识者身上的那些打着中国社会标记的文化元素，有些被扬弃了，有些仍然保留下来，更多的则被改造了,在融合了新的经验和思考之后，成为新的创造和表达的资源。对于海外汉语写作来说，这一点尤其是意味深长的：你怎样能够摆脱汉语这种凝结着宿命的“异族性”的媒介特性，而同时又能向你的读者讲好你的故事？
　　所以，海外汉语写作，在多数情况下，一拿起笔（一打开电脑）劈头盖脑就是身份问题：我是谁？对谁说话？为谁写作？我为何在此？理由何在？我的选择是否一种历史的错置？而此种“错置”又是如何发生、如何可能的？张颐武说：“认同（按即本文所谓“身份”）是移民文学的中心问题，对于认同的关切支撑着移民文学的存在。”[1]区别仅仅在于各人对这个中心问题的处理不同：或显明或隐秘，或浅尝辄止或深耕细作,或以饱满丰实的华洋世相促人感喟，或以哲学的洞见探触漂泊人生的奥秘。
　　过去十余年间在澳大利亚华文世界出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景观。宏观地看，它已经成为了当代华语（不论是中国本土还是海外）文学的一部分。例如，悉尼女作家抗凝（林达）的中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最后一局》等），最初就既出现在悉尼的华文报刊，也发表于中国大陆的文学杂志，如上海的《收获》等。
　　抗凝的小说，对那些想了解澳大利亚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海外华语文学所达到的水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方面，海外女性写作活跃，抗凝是其中一分子但又较少女性写作易见的自恋倾向，另一方面，西方评论界近年开始注意和翻译“少数民族”（包括华人）的写作，澳大利亚则出了好些对澳华作品的英语译作，而抗凝是其中尚处于“沉默”之中的一个：她尚不为英语批评界和翻译界所注意，也因此尚未被西方视角的偏见所“改造”。这又使她的写作可以不考虑迎合英语文学市场的口味，而葆有汉语写作那些最内在的品质。
　　在繁盛的世界华文创作的芜杂底色下，抗凝小说的艺术品质正日益突出。
　　 一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这样两点。第一，抗凝小说非常风格化，语言资质较高，语感颇具吸引力。她的小说结合了机智的隐喻、镇静的反讽、要言不烦的感慨和点到即止的描摹，配合着时空交错的多线索故事和被无数小段分隔，断续跳跃而勾连自如的叙述结构，使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始阅读都会感觉有味。抗凝小说在其题旨的可能深度和传达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令人意外的平衡。如果说，近十多年来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崛起，的确留下了一批成熟的和具有形式美感的叙事类文本，那么，抗凝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 却的确是其中的重要篇章。
　　第二，抗凝的小说有较为深远的题旨，它使读者的感悟不囿于一时一地的事变和世相。我们知道，所有八、九十年代出国潮的目标国（也就是那些主要的西方社会），都发生过“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权的运动，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我所称“新华人文学”的发生，即以此为重要的社会历史基础。[2] “居留故事”在海外华文世界里可说连篇累牍。但抗凝的居留故事从不粘滞于具体场景，而是渗透了关于命运、时间、土地、全球化等重大疑难的哲学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