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内容摘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本文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差，并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呈现极不协调状况，而且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发展 协调度 重庆市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进程和水平，而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经济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者是相互促进、彼此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区域特征、社会经济环境、历史基础的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的普遍看法是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亦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协调的发展状况，城市化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试图对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诊断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类型，明确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纵观世界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低度城市化，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尚未起步，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低，与此相对应，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低，这是一种落后的低水平协调；第二类，过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水平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于许多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滞后城市化，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中国上世纪末至今即是如此；第四类，耦合型城市化，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彼此推动、良性互动。四种类型粗略地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定量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更具有实际意义。
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研究中，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设计了理论模型。他以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把1977年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按2%的间距分成40个组，求出若干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出了40个组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和城镇化水平y，然后对这两组数据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相关关系，见公式。
y=40.55lgx-74.96
式中：y为城镇人口占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x为该国或该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人）。
上述方程拟合的曲线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客观过程，本文采用该模型来测度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4美元，城市化水平应为50.8%，而实际城市化水平为41.8%，理论和实际相差约9%，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与许多城市化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计算
我们对2003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现状相关数据，表略。然后依据理论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水平值（本文称这类城市化水平值为理论城市化水平值）。理论城市化水平值与实际城市化水平值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差值，此差值我们称为偏离差。
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得出200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市）的理论城镇化水平、实际城镇化水平、偏离差，表略。由计算结果可知，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63美元，实际城镇化水平为23.2%，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2%，偏离差18.8，即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约19个百分点。其中，都市经济区的理论城镇化水平为55.9%，实际城镇化水平57.7%，偏离差-1.8，实际城镇化水平稍高于理论城镇化水平；而渝西经济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1.2%，实际城镇化水平19.1%，偏离差22.0，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22个百分点；三峡库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33.1%，实际城镇化水平13.6%，偏离差19.4，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19个百分点。各县（区、市）中，都市经济区各区域实际城镇化水平大多超过理论城镇化水平，但与其它直辖市或特大城市比较，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仍十分明显，说明中心城市积聚功能还是比较弱；而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各县域除了万盛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与理论城镇化水平相差不大外，实际城镇化水平都远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可见，渝西经济区、三峡库区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判识
本文采用偏离差来反映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偏离差越小，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好，偏离差越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差。重庆各区（县市）其理论城市化水平与实际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的实际城市化水平高于理论城市化水平，它们地处重庆都市核心，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化水平高是自然的，其偏离差值较小，我们认为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但都市经济区的城市功能对整个重庆及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弱，城市化水平尤其是城市现代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因此只是低水平的协调。除都市经济区以外的7区23县4市的偏离差值在-2.7%—27.2%之间变动，偏离差基本均为正，即城镇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偏离差为18.0%，据此以9%作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警戒线，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见表1。依据这一标准对重庆及各县（区、市）协调水平类型进行判断，结果表略。从判断结果可知，重庆直辖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极不协调水平，三大区域中都市经济区为协调型，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都为极不协调型，其中大部分区县为极不协调型，铜梁、南川等为强不协调型。
制约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中心城市缺少且辐射集聚功能不强
目前重庆市拥有特大城市1个，现代化水平较低；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仅万州、涪陵、江津3个，带动辐射能力弱；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小城镇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缺乏规模集聚效应。重庆大中城市过少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以及各级城镇集聚辐射功能不强，已成为制约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特大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大中城市少、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弱，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大城市的缺失，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出现断层，阻碍了各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不高，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无法创造高的规模效应、高的就业机会、较强的外部扩散效益，因此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有限。 传统体制和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城乡联系加强，但是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表现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产业发展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城市轻小城镇”观念，表现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的城市倾斜，小城镇、乡镇企业则受到严格限制；公共资源分配的城市倾斜，如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主要着眼于城市，而投入农村的比例低；计划经济时期从体制政策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造成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这一系列因素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且刚性化，严重制约乡村城镇化，因此要使城市化进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必须彻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农业产业化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扩展到农副产品的加工及其流通领域，这就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区域内的农业资源优势，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生产专业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从而达到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农业产业化是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在“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尤应如此。虽然重庆农业产业化自1995年开始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农业专业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农业产业化整体滞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商品率低、市场化程度低、对地区产值贡献低、效益低，比如2001年重庆农业商品率仅50.7%，粮食商品率20%，三峡库区和渝西经济区许多县农业商品率在30%-45%左右。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骨干企业少，市场开拓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大的涉农企业很少；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规模小、缺口大；农业管理体制落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收购部门的本位主义严重、交通闭塞等等都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低，对农业辐射力弱
城乡要素的传递和转移必须通过城镇二、三产业的链接，但重庆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现有二、三产业还难以较好实现这一作用。从第二产业看，多为传统工业，基本为初级品生产，加工层次少而低，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特色经济不明显；同时多数中小城镇工业生产要素组合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历史形成的传统食品、煤炭、纺织等第二产业，对本地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如綦江的煤炭、冶金、轻工企业效益低下，万盛的支柱产业煤炭长期亏损。再从三产的关联看，很多地区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与一、三产业缺乏有机结合，产业关联度低，特别是小城镇工业对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农副产品加工规模小、品种少、加工度低，缺乏特色、名优品牌，工业配套不力，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力弱。
促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发挥现有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培育新的集聚中心，如加强万州和涪陵地方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其集聚功能，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在积极加快发展主城区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县（区、市）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大力推动城市（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结合，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
充分发挥特大城市集聚辐射作用，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积极规划建设中小城镇，形成重庆市层级分明、结构合理、互动并进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发挥都市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此规模上应进一步扩展，规划为600万人左右的超级大城市；完善基础设施，不断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核心辐射力，增强其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地位。加快培育大城市和区域中心性城市，完善城市结构体系，逐步将万州、涪陵、江津、合川、永川、黔江建设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连动传递作用，并担负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主要从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突出特色着手，尤其应该立足资源、面向市场、突出专业性、体现地区特色、增强现代经济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县域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农业产业化实质是拉长农业生产链条，把农业生产延伸到加工和流通领域，包括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农业产业化是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尤其是特色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而农村工业化有利于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的融合，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目前应结合“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加快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特色化、效益化和现代化转化，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积极推进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建设，重点是蔬菜、水果、中药材、花卉、水产品、蚕桑、优质稻米、油菜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开发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如配方施肥、集约养殖、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等的开发和引进；加快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组建，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运销企业发展，加快各区县（市）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力争在近期内建成一批辐射力较强的专业批发市场。
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特色二、三产业发展
二、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任务还比较艰巨。工业应壮大化工医药、重大成套设备、发动机、仪器仪表、数控机床等优势支拄产业，提升以汽车摩托车为代表的机械工业，着力打造汽车和摩托车名城；空间布局看，都市区搞好产业功能分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商贸等第三产业，提升重庆城市整体形象，大中城市加快特色工业园区建设，承接都市经济区“退二进三”的部分产业，着力区域优势产业产品发展，形成自己的主导特色产业，中小城镇必须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于“专、精、特、新”产业的发展。各级城镇都必须逐步建立起相适应的现代流通、金融保险、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不断提高三产比重，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性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关系良性发展
加快城市化发展，必须突破体制障碍。调整地区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包括稳定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等。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当前应特别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基本条件保障、工伤事故赔偿等问题；同时农民工及亲属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生育管理等也应逐步实行有序管理，逐渐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确认城乡居民平等自由的迁移、居住、择业的权利，消除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法制上真正保证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平等。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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