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水文学探察现世生活的借鉴

时间:2020-10-07 13:33:45 教学论文 我要投稿

从山水文学探察现世生活的借鉴

  随着现在物质世界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不断繁荣,人们越来越浮躁,物欲膨胀,却精神迷茫,心灵空虚,找不到依托,忙碌而疲惫的心灵无处安放。“自然”深深地积淀在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里,由此,山水诗得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影响深远。山水文学散发着巨大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它为人们指明了一个重要出路,可以称为人们的精神向导。

从山水文学探察现世生活的借鉴

  1.山水文学的理解。

  山水文学所包涵的范围和内容广泛,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解释,去理解其内蕴。就拿山和水来说,在中国古人看来,实则有丰富的内涵和神韵。例如王玲娟《诗画一律:中国古代山水画研究》中评论孔子“功而不言”“俨然独处”可以见出山的内在意蕴,象征着傲岸君子的稳健、宽厚、高洁与谦恭。而水,则象征君子所追求的崇高美德:宽阔宏大而不自矜,温柔敦厚而又循循其理,中庸公平而又勇敢坚定。其中之“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以出而又以入”,可谓之水最为杰出之特点,即: 无所不包却无心刻意追求,以及灵活加灵动。此之乃君子贤人所朝思暮想的,然而,却无几人能达到此等境界。

  现代中国人的缺乏一种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人们骨子里似乎缺少了些什么精神营养元素。即便人们常常观山涉水,古代山水诗人所具有的淡雅与清逸依然很难获得。因其内心的差距及现实世界的极大不同,现代的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感觉会大不一样。通过了解山水文学,品味山水诗,去获取更雅致的心灵和更完善的人性提升,在整体精神上更充实更富有含蓄的美蕴。

  2.山水是文人的精神栖息地。

  中国是一个以文为本,以诗为本的国度。钱钟书认为,“文人固郁郁不得志而寄情山水,遂使山水的自然美得以磅礴精微的开掘和描绘。”

  中国的传统文人极其重视个人的道德涵养和人格修炼,文人们借山水之清幽,以衬性情之高洁,或以山水之明秀,发肺腑之雅言。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可谓开启了儒家山水比德审美论的先河。山水诗如何能够比附人间的情怀和人生的道德?这源于一种生命共感,亦即人与自然所共有的一种生命节律。可以说,山水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鉴于,“自然”深深地积淀在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里,与人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相互统一,相互依存。

  3.山水文学开始兴盛及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明确指出了山水文学的开始兴盛在南朝宋初,并以谢灵运等为代表。古人云:有灵运然后有山水!山水之蕴不穷,灵运之诗弥旨。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无名氏《静居绪言》)

  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拓者和领航人,而王维则可以称为山水诗大家。王维的诗常被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乃极高境界。而谢灵运的诗主要通过山水写出活脱脱的生活,诗中多有“天趣流动”的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谢王两人的诗可谓是山水诗中难得之作,是山水诗人的典范。

  钱钟书曾谈过山水诗的发展阶段。曹氏父子的创作使山水意识向独立的山水文学发展,经过两晋进一步积淀和发展,陶渊明之后,山水文学大家谢灵运就自然出现了 ——山水诗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山水诗十分繁盛。谢灵运之后,鲍照、沈约、谢、庾信等人使山水诗创作一直绵延不绝;唐宋时,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苏轼、杨万里等,促使山水诗跃为诗国第一大宗。以至于元明清三代,文人们以创作山水诗为人生一大乐事,从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

  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朝代怎样更迭,人世社会离乱、贫苦、烦忧、压迫,人们对山水的歌咏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山水的清音不断。不管在乱世还是治世,人们都将内心的情感寄托在山水之间,与自然共鸣,为心灵的宁静寻一片所在。

  4.儒家提倡积极入世,道家宣扬避世精神。

  朱光潜在《山水诗与自然美》一文中对王维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是一位尚书右丞而兼大地主,同时也是一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佛教徒。他有‘清高’、‘风雅’的一面,也有庸俗的热衷于高官厚禄的一面,前一面只是后一面的.掩护,所谓‘身寄江湖,心存魏阙’,就是这个意思。”“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出世而不离入世,入世以实现出世的特点……从魏晋以来,许多儒生士大夫最崇尚的人生态度莫过于有所为即为,无可为即用超然的态度来对待之,以达到心灵的平衡。……儒佛在实现社会人生理想方面达到了一种互补。”也正是这种互补影响了世代的文人士子。

  自古文人仕途多坎坷,官场起伏不断,无几人能稳居其位。当他们被排挤、压迫、贬谪,总是心怀愤懑,便借山水来陶冶性情,发泄苦闷。可当处于山水林间,又免不了思“朝堂”,慨叹命运不公,报国无门,心中大志难以实现。忧国忧民本就是文人士子所应具有的品质。

  儒家注重人的社会性,积极有为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参与到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为人处事大方,形成了刚健中正的仁者气质。道家则采取避世和法自然态度以求实现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这成为儒学的绝妙补充。这样,进可儒,退可道,儒道互补,现实的人似乎就可以进退自如了。徐复观认为,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反省,迫进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将其纯化,由此而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儒家和道家为人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选择,两条似乎相反又交融的道路,而古代文人在其向导下走着不一般的人生道路,使他们的人生进退更加简单些,生活由此也不仅只有人间烟火,更有超然的山光水色。精神的黑塔亮起了一盏明灯。

  5.回归与超越,找到身心的安放处。

  宗白华说“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画家诗人的心灵活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诗人的使命也许是引领人们归家,寻找到一片良好的身心的安放处。是归家还是归隐?身在荒野抑或心在荒野?对于生活不断给出的难题,该作何抉择。东晋陶渊明只愿回归田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累了,不想再见到黑暗与斗争,他把身心都投入山水林间,“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陶渊明《形影神》),他已然能超然于物外,不问纷争,不问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