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三次品茶活动中妙玉形象刻画
妙玉是《红楼梦》女儿谱中最特殊的所在，她虽身居“金陵十二钗正册”却是其中唯一与贾府没有亲属关系的女子，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妙玉形象刻画探析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作为明清叙事文学的经典之作，《红楼梦》的叙事无疑存在着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在文本中，空间叙事不只是人物活动的场景、地点，更成为了重要的叙事元素，对故事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主题价值构建等起着推动作用。
妙玉，《红楼梦》女儿谱中最特殊的所在。她虽身居“金陵十二钗正册”，却是其中唯一与贾府没有亲属关系的女子;她虽出身“读书仕宦之家”，却又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迫出家为尼;她虽在庵堂里带发修行，却又生活于滚滚红尘之中，满怀闺阁少女情思。可以说，妙玉因背景、身份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她的性格具有“清洁高雅”与“怪谲孤僻”的双重特质。
作为出家人，妙玉不能像大观园中其他女子一样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庭院之间，随意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大多时间，她都在固定的场景空间:拢翠庵闭门清修，不与世人往来。作品前八十回中妙玉的出场只有屈指可数的六次，其中判词书写一处，间接描写三次，所以妙玉真正的正面出场仅有两次:分别是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和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而这两回妙玉的出场有两个相似的因素:一是空间:拢翠庵;二是活动:品茶。茶是道具，是桥梁，通过品茶的行为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物理空间里相互关联的人物关系上，推动情节的发展，立体地呈现出一个闺阁少女———妙玉形象。
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西厢记》成书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推崇《西厢》者千千万万，但唯有金圣叹一人尽言《西厢》妙处之所在。对于《红楼梦》的赏鉴，脂砚斋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对于文本的解读影响了历代红学研究者。脂砚斋在《红楼梦》第一回眉批中提纲挈领地指出:“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1]对于妙玉形象的刻画也不例外。前八十回中小说对妙玉的直接描写仅有两处，却写出了三次品茶场面，它们各具特色，都为塑造妙玉这个独特却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服务，丰富了大观园中女性形象的类别，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一、品茶动因:被动恭迎与主动邀约
在三次品茶中，贾母与刘姥姥等众人在拢翠庵吃茶，妙玉的款待带有明显的被动性。这次的品茶活动并没有事先知会，只是贾母带着刘姥姥参观大观园时游览路线中的一次随意停留。对于这次贾母的到来，妙玉“忙接了进去”，“笑往里让”，“忙去烹了茶来”。
[1]这里有三个字眼值得阅读者关注:两个“忙”字，一个“笑”字。这样三个字勾勒出的是一个看似热情、恭敬甚至有些殷勤的形象。作者写到这里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强化形象的这种特质。茶煮好后，唯有贾母的茶是由妙玉亲自捧来的。亲自捧也就算了，妙玉竟然还特别注意到贾母的饮茶习惯:“不吃六安茶”，[1]所以煮来了老君眉。一路读到此处，不禁让人疑惑，这哪里还是先前的那个妙玉呢?
如果说妙玉与贾母等人的品茶带有明显的被动性，那么与宝黛钗、史湘云的品茶则是妙玉主动邀请，这种主动性更能渗透出其性格的真实层面。
当贾母还在与刘姥姥等人品茶说笑时，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于是随她前往耳房内，宝玉也悄悄跟在其后，在屋内喝起了“梯己茶”。主动邀约的一定是至亲好友，这次品茶是小说中“三玉”第一次一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更可看出妙玉闺阁少女的一面。妙玉亲自另泡了一壶好茶，拿出两只稀世珍玩作为茶杯，递与宝钗、黛玉。
但是妙玉竟然把自己日常喝茶用的绿玉斗给在场的唯一的男性———宝玉使用。
另外一次的主动邀请出现在小说的第七十六回。中秋夜，黛玉湘云两个同为旅居客寄的人诗兴大发，做起五言排律，引来了独自夜游的妙玉，妙玉被此情此境感染，邀请二人前往拢翠庵吃茶并继续创作。此处写饮茶只是点到即止，但是茶在这里起到了媒介的作用，表现出三个有着相似命运的闺阁少女不一样的情谊，更显现出妙玉性格中也有与人亲善的一面以及她的不凡才华。
二、品茶处所: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
在文学作品中，空间主要是指人物活动的范围和界限。
根据活动群体和活动形式的不同可以把它大致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两种类型。公共空间带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公开性，身处其间的人们可以随意地谈论各项事务，自由地展开活动，但是也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与此相对的则是私人领域，这种空间类型一般只属于个人，不被他人了解和知晓，在这里个人的本性更能够得到释放和展现。妙玉请贾母喝茶是在拢翠庵的院子中，此刻院子是一个公共空间，里面人数众多，有妙玉熟悉的，也有她完全陌生的，她们品茶说笑。妙玉作为拢翠庵暂时的主人，作为品茶活动的组织者，她可以观察到在场所有人的表情动作，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也都被所有人明明白白地看到。迫于个人境遇，此时的妙玉表现出了与本心本性不同的矛盾行为来。
因此要探讨妙玉的真实性格那更应该把视线转移到两次私人空间的品茶活动上。妙玉把自己瞧得起，看得上的宝黛钗、史湘云请进了耳房内，这是拢翠庵里妙玉居住的内室，是她的私人领域，此时妙玉的话语、动作才更倾向于她的本心。所以，在这个空间范围里，她对自尊心极强、说话刻薄的林黛玉也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因其尝不出泡茶之水，讽其是个“大俗人”。在这个空间内，她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对贾宝玉的情感:奉上自己常用的茶杯，接受宝玉赠杯的建议，与宝玉随意地说笑;同样在这个空间里，她才特意强调了自己闺阁少女的情思，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旷世诗才，更是在诗作中大胆地呐喊出“有兴悲何继，无愁意岂烦。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1]这种孤独和孤寂是世俗之人的烦恼。所以，私人空间的妙玉才是真正的妙玉。
三、品茶器具:名贵官窑与珍奇古玩
在中国文化里，品茶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茶除了解渴这一实用功能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内涵，人们往往把品茶与人生处世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文化氛围，以及一种审美情趣。品茶中香茗、好水、妙器缺一不可。
《红楼梦》中人人皆饮茶，但若将大观园中所有人对茶品器具的讲究程度做个排名的话，妙玉当属第一。与贾母等人品茶时重在写茶杯茶叶，与宝黛钗喝茶时则重在写茶杯茶水。妙玉是极懂茶的，贾母年老，又是才吃了酒肉，妙玉则主动泡了老君眉，周汝昌先生认为老君眉应该是产于福建武夷山，茶叶色白并且形状细长，是名茶中的上品。武夷山多产红茶，此茶大抵也是，红茶有消食功效，此时饮用正合时宜。她给贾母奉茶时用的是“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给众人用的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她给宝钗用的是“瓟斝”，是“晋王恺珍玩”，是“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她给黛玉用的是“杏犀”;她给宝玉用的则是“绿玉斗”，想来湘云所用茶杯也绝不会是俗物。在煮茶之水上，先前与贾母等人用的是“旧年蠲的雨水”，而后喝“梯己茶”时则用的是珍品“玄墓蟠香寺”里梅花上的雪，既洁净又清香，泡出来的茶连宝玉都觉得口感清醇无比。妙玉的品茶不仅有行为，还有理论:“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1]妙玉品茶用具之讲究，一方面表现出她“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方外人心态，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她眷念红尘，牵挂世情的小女儿情态;一方面表现出她学识广博，出身不凡，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她品性高洁，世间罕有。此外，妙玉的讲究终是太过了，让人不免有这样的忧虑:一只小小的茶杯都可以让刘姥姥卖了度日，倘若他日贾府没落，这样的讲究又当如何持续?
四、品茶空间中的妙玉性格解读
《世难容》曲词中说妙玉是“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1]在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贾元春归省庆元宵”中，林之孝家的回王夫人时这样介绍妙玉:“请他，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1]宝玉说她是:“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1]而与妙玉做过十年邻居，有师徒之谊的邢岫烟说妙玉“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1]甚至林黛玉都认为她是天性怪癖。可见大观园中所有人对妙玉的认识基本保持了一致:满腹才情，品质高洁，却又性格孤傲，难以亲近。
众人眼中的妙玉与招待贾母品茶之初的妙玉却是判若两人。如何去理解小说中同一人物塑造时的矛盾与反差，就成为摆在读者面前的疑问。矛盾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天才作家是精于刻画人物形象的。妙玉性格表现出的矛盾是有缘由的:妙玉的本性孤傲清冷，对于不请自来的贾母等人，她的热情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不得已又是由其生存境遇造成的，这也是其悲剧命运形成的主要因素。妙玉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本该安享富贵尊荣，衣食无忧，却因自小多病，被迫亲自出家为尼，而后父母双亡，最终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女。所以她表面上虽然是一个庵堂内带发修行的尼姑，实际上内心却藏着红尘中闺阁少女情怀，有着大家小姐的骄傲和尊严。但是“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她的孤僻不为世人所接受，连李纨都说“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
[1]另外，妙玉作为出家人，居于独立的宗教天地，本该受到宗教保护，免受世俗权贵的凌驾与驱使。但是寄人篱下的窘境，却使得她居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之中。并且她的寄人篱下与林黛玉是截然不同的。她与贾府之间缺少了林黛玉那样稳固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她才是完完全全的孤女一个。她与梨香院中的小戏子一同被采买回来，起着点缀大观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赏玩功能。她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只能居住于此。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面对贾府中的大家长贾母时，妙玉不得不向世俗做出些许妥协与让步，这是环境所迫的被动为之，无意为之，因此，她对贾母的态度，在喝茶前后并不一致。她将雨水煮茶与贾母等人，梅花上的雪这等好水则私藏起来，只自己或朋友才品尝得到。贾母等人还在品茶时她便已经携着宝钗黛玉等离开，这并不符合世俗待客之道。在贾母喝完茶要离开时她也没有做任何热情的挽留，只是简单地送送，便转身闭门回去了，读到这里，甚至可以想见妙玉可能此时还盼望着这些俗客们快快离开，免得扰了清修。这与小说中其他的道姑、尼姑一贯的主动的趋炎附势有着天壤之别。所以，笔者认为妙玉本人更加的可怜、可悲，她的悲剧是她无力改变的命运悲剧与社会悲剧的综合。
在妙玉与宝黛钗的品茶场景中，读者又能看到妙玉性格中的更为复杂的层面。
第一，妙玉与黛玉是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可以说妙玉是作者专门为黛玉所创设的显性重像，亦或是她的佛门替身，因此这种赏是类似于照镜子般的孤芳自赏，所以，一贯心高气傲，有时尖酸刻薄的黛玉对于妙玉讽她不懂煮茶之水的言语都没有显出丝毫的不悦。从籍贯来看，二人皆是姑苏人士:黛玉“本贯姑苏人氏”;妙玉“本是苏州人氏”。
从出身来看，二人皆为官宦小姐:黛玉之家“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妙玉“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从品貌才气来看，二人皆貌美脱俗，才华横溢:黛玉是“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妙玉是文墨极通，模样儿极好，“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从身世境遇来看，二人自小都体弱多病，父母双亡，最终寄人篱下。从性格上来看，二人都孤高自傲，与世俗格格不入，不善迎奉，为他人所不喜。另外，她二人都曾遇高人点化，但是对于黛玉的“怯弱多病”，三岁时虽得癞头和尚点化出家，终因父母不舍未能成行，所以一生都为痼疾所扰;妙玉在买了很多替身都不中用的情况下，只得被迫出家，遁入空门，身体却康健了。这点不同，更有利于两个人物的互现:黛玉是红尘中的妙玉，妙玉是佛门中的黛玉。故庚眉批曰:“妙玉世外人也，故笔笔带写，妙极，妥极!”[1]
第二，妙玉身在佛门，却心系红尘。《红楼梦》全书都在写一“情”字，身为出家人的妙玉也不例外。“妙”，少女也。妙玉对于贾府中最出众的男子———宝玉，同样有着少女般的情愫。这种朦胧的爱情是为佛门教义所不容的，于是有了世俗伦理与人物本心之间的矛盾。妙玉对于宝玉之情，是遵从了本心，况且她本就是“带发修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随时可以还俗。所以，无论是芦雪庵折梅送知己，还是槛外人送帖贺芳辰，都写出了妙玉对于宝玉的情义。尤其是在此回品茶中，妙玉把自己常用的杯子奉茶给宝玉的举动，更是把这种情感表露无遗。小说在短短几段文字中设下了曲折，妙玉对刘姥姥用过的茶杯极为嫌弃，说:“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1]如此说来，那宝玉用过的绿玉斗更该砸了去。
这里一方面的确表现出妙玉世上所罕有的洁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妙玉的洁是对人不对事的。妙玉纵然最喜范成大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那也只是表面的高洁与洒脱，内里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红尘中人，所以判词里才说她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1]如果说妙玉与宝黛钗的品茶还是停留在以茶会友的层面，那么妙玉请黛玉湘云夜半品茶则更多的是以茶论诗，以诗会友了。中秋夜宴结束后，唯余湘云黛玉二人月下作诗联句，正在兴头，忽有一人对此诗展开了评论:“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联，若底下只这样去，反不显这两句了，倒觉得堆砌牵强。”
[1]此人正是妙玉。妙玉的这句评价与锦心绣口的才女史湘云看法一致，甚至比湘云的分析更为精准透彻，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林黛玉都希望请她“改正改正”诗句，称她是“诗仙”，此种烘云托月，更衬托出妙玉出众的才情。妙玉一时兴起，邀请湘云黛玉二人到拢翠庵继续品茶论诗，一边品香茶，一边续佳句，妙玉在二人诗作的基础上续写了《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并且主动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如今收结，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
[1]首先，“咱们”二字足以表明在妙玉的内心从没把自己视为出家人，而是同黛玉湘云一样的闺阁少女;另外，妙玉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还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说:世间虽有无限妙文，但如若捉不住其妙处，那就如“泥牛入海，永无消息”。若学会捉住之法，则会发现无限妙文。妙玉就是学会了捉住之法的，会写会评，真真是一才情横溢的妙人。
妙玉，《红楼梦》中一个特殊又独特的存在。作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最重要的女子之一，她出场的次数最少，展现她的文字最短，然而她绝不会因此被忽视遗忘，反倒成为经典性的文学形象。前八十回作者通过三次品茶来设置妙玉仅有的两次直接出场，品茶即品人生。在品茶中我们看到:她被迫出家，带发修行;她孤傲高洁，世俗难容;她才情横溢，令人惊叹。曹雪芹说要为闺阁昭传，妙玉自己说“咱们的闺阁面目”，可见无论是作者还是妙玉本人都明确指出这一形象的闺阁身份:她就是一个目下无尘，既极端挑剔，又有芳情雅趣的贵族小姐，文人雅士。所以，妙玉表面上是出家人，实际上她只是一个红尘中的闺阁少女。妙玉既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又是作者为黛玉创设的一个显性重像或替身，通过妙玉的悲剧命运，看到的是黛玉命运悲剧及世间女子命运悲剧的必然性:红尘中是悲剧，出家亦是悲剧。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着，脂砚斋，批，周汝昌，点校.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505，505，902，506，76，221，751，751，601，221，507，71，900，901.
拓展：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论述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这一悲剧是《红楼梦》全书悲剧的中心事件，而这三个人物，也就成了全书的中心人物，整个《红楼梦》都是以这三个人物为中心，贾宝玉在这三个中心人物中又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全书所有各类人物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作者在创作中，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塑造了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量的贾宝玉形象。现在，试着讨论一下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及其典型性格形成的原因。
一、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
贾宝玉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犹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他的遭遇和经历里，在那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的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给予他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这也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在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里，有了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才会逐渐形成他自己的性格特征。
1、在封建统治阶级眼里，贾宝玉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一个形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人居于统治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贵族们往往要求自己的子孙接受最正统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加官进爵，功名出仕。在这一要求下，不少纨绔子弟都曾为之而奋斗。象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也就必须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去维续贾家的荣耀，但是贾宝玉生性“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帷厮混”[第三回]，所以，他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他的思想同当时的世俗社会相抵触，跟封建秩序相违背。当然，贾宝玉之所以会在其隶属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现分不开的。
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就被视作“奇异”，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惹得政老爷“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混话”。这在当时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简直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这种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象他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则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第五回 ]尽管家里人逼着他去做这些事，他仍然坚持着不去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确实是背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眼里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
2、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
贾宝玉有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性格，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贾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在封建主义母体里萌动着的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和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
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爱人”上，即对于有些寒素和卑微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尤其是他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崇拜女性，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征。《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作者就借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后来又写了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第二十二回］又一次，当晴雯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第三十一回］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第三十六回］，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的痴性并没有改变。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就叫人道主义！
还有他和“年近七十”、“宦囊羞涩”的“营缮司郎中”秦邦业的幼子秦钟见面时的谈话［第八回］，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浓厚的友谊［第四十七回］，对为当时社会所轻贱的“唱小旦的”蒋玉菡的衷心倾慕［第二十八回］，也完全是这种对于寒素和卑微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当然，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人的“人品”，是贾宝玉同他们亲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具备这种使他引为知己的“人品”，贾宝玉对他们的交情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对贾芸，最初宝玉是怀有好感的，但是接谈了几次之后，看到贾芸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
贾宝玉非常讲究尊重个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对贾环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生气说到怕砸了盘子，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番议论，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太过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浓厚的贵家公子气味。但主要的意思，却是尊重意志，尊重个性；用当时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转引自吴组缃《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
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冲冲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
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环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贾宝玉也一贯流露这一思想。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儿，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他做诗也不主张限韵，要求自由发挥个性。
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
他对弟弟贾环：“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第二十回］
他对茗烟，也是亲密无间，没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写他对茗烟和万儿的喜剧，第二十三回写的茗烟替他买来各种小说，第二十六回写的茗烟受薛蟠之嘱竟诳说老爷叫他，第四十三回写他和茗烟偷偷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烟祝告的时候说：“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
在丫环们跟前，反倒经常服待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第六十三回] ”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第三十五回］。
在贾宝玉这种思想影响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作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出现了“吃酒从未如此者”的场面。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
从这些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薰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二、贾宝玉性格形成的原因浅析：
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是复杂多端的，但民主主义却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内容。我们知道，人的性格是生活中的诸多复杂的条件和因素，对他影响，发生作用，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贾宝玉的这些典型性格也和他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1、他家庭里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人的影响：
他生活的典型环境是一个腐朽衰败的“侯门公府”的封建贵族大家庭，但这个大家庭的“荣华富贵”已经面临着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境况了。富贵家庭趋于衰败的具体现象，使贾宝玉看到了自己所隶属着的阶级的末路的即将来临。在全书中有这样的具体描写：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权力，到儿孙们时已是腐朽无能了。我们看贾家两宅的老爷少爷们，实在没有一个不是腐朽无能的。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识见，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贾政算是他们之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毫无办法和极端庸陋，从他管教子侄、结交门客和言谈治事等等方面可以看出来。
贾母这个利己享乐主义者对于孙儿的庇护和骄纵也是贾宝玉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贾宝玉自幼受祖母溺爱，在祖母这边屋里居住，“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无人敢管”［第三回］。贾政来叫，贾宝玉吓得“死也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第二十三回］又当着贾政的面骂赵姨娘等人。甚至男孩子受一切封建社会生活教育的机会也给挡开。贾宝玉挨打后，贾母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就把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的，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门。”［第三十六回］并把这话告诉宝玉，叫他放心。从此宝玉“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连家中晨昏定省，都随他便了”。兴儿曾对尤三姐等谈到贾宝玉：“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第六十六回］这番话，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了贾宝玉在受封建主义教育方面的特点。
由于以上原因，贾宝玉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
2、贾宝玉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对他的影响：
在贾宝玉的现实环境里，却有一个和罪恶腐败的统治势力鲜明地对照着的女孩子们的世界。这些女孩子们，除了为数不多的姑娘们，绝大多数都是丫鬟们。贾家的丫鬟有两种：一种是如鸳鸯和小红一类的所谓“家生子儿”；一种是如袭人和晴雯一类买来的。另外还有唱戏的女孩儿，是从苏州采买来的贫家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她们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当然各有深浅，思想品格也各有不同，但在客观上都是处于被奴役和被蹂躏的地位，都各有一番辛酸悲苦、混和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还各有一个惨淡的未来命运等在前面：这方面她们是完全共同的。贾宝玉实际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贾宝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精神上也是亲爱着她们的。
作者特意为我们描写了跟贾宝玉生活上最密切的袭人的家庭和她的身世。同时写了和袭人思想品格相对立的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的晴雯，还有贾母的丫鬟鸳鸯…… 所有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有她们真挚纯洁、自由不羁的一面。像那些唱戏的女孩子们，都是些豪爽坦率、慷慨好义的小英雄。比如派给怡红院和贾宝玉发生了亲密友谊的芳官，那种勇敢无畏，豪迈开朗的性格，好像从来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拘检一样。她受了干妈的不平待遇，立刻抗争；她横遭赵姨娘的欺侮，别的小英雄就义愤填胸，一窝蜂跑去找赵姨娘对打。
另外，为贾宝玉所亲近，引为知心朋友的，还有外边的秦钟、柳湘莲和蒋玉菡。他们有的身居贫贱，有的是没落了的旧家少年。贾宝玉在和他们的友情关系中自然要受到影响的。这里所说的影响，不只是指她们或他们的思想品格的本身，重要的还应该是她们或他们的社会存在。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自然也给贾宝玉的性格以重大的影响。贾宝玉喜读诗词，喜读《庄子》，喜读《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具体的例子。第二回里，贾雨村对贾宝玉的性格有一番评论，提了一大串古人的名字，其中有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卓文君等等，认为他们和贾宝玉都是易地皆同之人；称为清明灵秀之气，仁者之所秉；说他们往往成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断不为庸俗所制。这正是说的贾宝玉性格的传统因素。
这些方面的因素，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因为离开了上述种种社会现实的条件，就形不成贾宝玉所特有的性格。
三、作者对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态度浅析：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正好经历了曹家由盛而衰的过程。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贵族公子，降为落魄的“寒士”，当他著书时已是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和“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变化，促使他对过去的生活经历作了一番深刻而痛苦的回顾。这就为定下了《红楼梦》的基调，那就是抱着对社会上种种黑暗不满和批判的态度，对贾宝玉以热烈的赞扬的肯定态度来创作的。
开头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话，突出地渲染主人公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剧关系。关于他的前身，一面说它是“顽石”、是“蠢物”，一面说它是“通灵”、是“宝玉”；一面说它“无才补天”，一面说它“灵性已通”。整个的神话以及这种正反两面的口吻，都表露着作者反对世俗之见，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扬和赞美。
第二回用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来介绍还未出场的主人公，也是先说世俗之见的评论，而后又用较为高明的见解予以驳斥，再从而极力加以赞扬。
书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见面的场合出场，以最重的着色之笔来反复描绘。仍然先介绍出于世俗成见的贬词，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体形象把那些贬词批判掉；两首《西江月》，也还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语，以贬为褒，以抑为扬，对主人公作了笼括全书的赞美。
作者所采取的这种从批判反面来歌颂正面，或从否定世俗来肯定反世俗的态度和描写手法，在全书里面是一贯的。我们前面的阐论正是从这两相对立、彼此映照的具体描写来说明作品的思想倾向性的；这里面自然也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态度和手法。
作者在书中猛烈地攻击了腐朽罪恶的封建主义统治势力，对贾宝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倾向于被压迫、被糟践者的正义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活动作了极高的评价，并且以一种不胜悲慨之情，给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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