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赋论的“颂扬”主旨
班固生逢中兴之盛，既承儒学传统，又受社会清明、帝王倡“颂”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为旨归，从而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一起来看看关于班固赋论的“颂扬”主旨的论文范文吧。
前言
汉儒言《诗》，多持美、刺之说。后世论汉代《诗》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特点。如郑玄《诗谱序》谓: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 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解释说: “《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刺过讥失之二事耳”[1]262。至清程廷祚《诗论》更指出: “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2]。然而，若进一步考察，这汉儒所言“美、刺二端”，各家之说并不一致。比如同是一篇置于《风》诗之始的《关雎》，《毛诗》说是颂“后妃之德”，鲁、齐、韩三家则断之为“刺”诗。《毛诗序》以美、刺解释作品的题旨，《国风》与二《雅》之中，注明刺诗132 首、美诗 35 首[3]，原本也是刺诗多于美诗。
汉代《诗》学的“美、刺”理论，对于两汉赋创作和评论的影响也存在或偏“讽”或重“颂”的差异。
如就作赋而言，西汉赋自枚乘《七发》以“要言妙道”戒膏粱子弟，已初具讽谏性质; 接着，司马相如之赋又“曲终奏雅”，寓颂于讽; 再到扬雄在成帝时奏《甘泉》《校猎》《长杨》《河东》“以风”，则所谓“讽谏”已成为其“四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目的。如就赋的评论而言，西汉赋论家更明显偏重于“讽”。如司马迁，是在诗可怨、颂之间“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4]。关于《诗》《骚》，他强调“周道缺，《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5]509，“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5]3314。论汉赋，他第一个将“讽谏”纳入其间，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5]3317。此后，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 讽) 也”[6]3575。刘向父子《诗赋略序》说荀况、屈原“皆作赋以风”，批评宋玉及相如、扬雄等“没其风谕之义”。以上论者都是以“讽谕”为标准来评价辞赋的艺术高下。
然而，当历史进入东汉前期，赋的创作及理论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生逢中兴之盛，既承儒学传统，又受社会清明、帝王倡“颂”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为旨归，从而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由此奠定了盛世作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一、班固时代的重儒尊经思潮与文学的“颂汉”之风
从光武至明帝、章帝的东汉前期( 25 - 88 年) ，是一个相对政治清平、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史称“光武中兴”与“明章之治”。这六十多年间，正是班固( 32 - 92 年) 生活与创作的主要时期，因此也不妨称之为“班固时代”。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与西汉相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而且经学与谶纬结合，社会上流行着宣扬符命祥瑞、歌颂大汉皇朝的思潮。
文学领域也因而充满神学意味与以“颂美”为主流的“颂汉”之风。
( 一) 光武明章诸帝“爱好经术”与提倡“颂德”、反对“刺讥”。
东汉初定，百废待兴，但统治者首先加强了对政治思想领域的建设。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至“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章帝“好儒术”，效汉宣帝讲经石渠阁故事，“大会诸儒于白虎观”，并命史臣班固 等 编 着 儒 家 经 义 的 官 方 版 本 《白 虎 通义》[7]2545 -2546。
光武、明、章诸帝，在强化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之时，还广泛宣扬符命祥瑞，提倡称颂“汉德”，为刘氏“再受命”的汉室中兴造势。
早在光武帝即位冀州，而隗嚣拥众天水、觊觎皇位之时，班彪就撰着《王命论》以论“汉德承尧”的合法性，不仅说汉高祖是“帝尧苗裔”，还详论其“受命”多“灵端符应”，以凸显皇权天授的符命思想。
后来班固将此文载于《汉书·叙传》，并指出其撰着目的是“以救时难”[6]4207。班彪之后，杜笃《论都赋》描写汉高祖受命而兴，谓“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7]2598。班固《典引》、《东都赋》等，都有对刘汉皇权天授之符命的颂赞。
明帝比光武帝更信祥瑞，也更加看重颂美的作用。《后汉书》记载，明帝即位以后，麒麟、白雉、醴泉、嘉禾之类祥瑞不时而出，公卿百官曾以“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 而“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 ( 雀) 颂》，百 官 颂 上 …… 孝 明 览焉”[8]312。《后汉书·东平宪王传》记载，刘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又据班固《典引序》称: 永平十七年，明帝召班固等诣云龙门应对有关《史记·秦始皇帝本纪》的询问时，还正式提出了“颂述功德”的问题:诏因曰: 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9]682明帝批评司马迁为“非义士”，肯定相如乃“忠臣”之效，“贤迁远矣”。这是当朝皇帝通过对“两司马”不同的态度，对班固等文吏正式提出“颂述功德”、不准“微文刺讥”的政治要求，并且把它上升到是否“忠臣”的高度。其间所蕴含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压力之巨大，可谓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