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曹丕“经国大业”辞赋观之内涵及成因

  摘 要:曹丕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由《典论论文》一文入手,解构了他辞赋观的深层内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含义,即文学创作应当体现人生理想、成就伟业,流传后世。文章最后还从个人、时代、文学三个角度对此种辞赋观的成因进行全面解读。

  关键词:建安文学;曹丕;辞赋观;“经国大业”;成因

  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昭明文选》作为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选录了《与吴质书》以及《典论论文》,其中曹丕对自己的文学思想理论进行了充分阐释,而尤以《典论论文》为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发轫之作。在论述中,曹丕对于文学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在《与王朗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典论论文》中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对于曹丕而言,文章的最基本的功用是应当能使作者名垂千史、流芳百世。在曹丕眼里,就算时光流逝,生命终结,但“一家之言”却应当流芳百世。

  谈其成因,首先,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分析,曹丕在文学创作上可谓是才高八斗的, 陈寿说“天资文藻, 下笔成章, 博闻疆识, 才艺兼该”。钟嵘《诗品》中把他列为中品也是很好的例子。他还在《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中》说“文帝御之以术, 矫情自饰, 宫人左右, 并为之说, 故遂定为嗣”也证明曹丕还善于运用权术。作为文人骚客中的一员,同时又作为一个善用权术、长袖善舞的统治者, 他能认识到文章的作用也是意料之中的。

  另外,曹丕自幼随父戎马一生,金戈铁马,所闻所见,感慨于怀,人的掌控力太小而“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撰写诗文来寄托自己的壮志,使得“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让自己流芳百世。

  值得一提的是,他写这篇《典论》, 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曹丕当时刚当继位不久,在这个节骨眼上,稳固政局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综合考虑其动机,《典论》这篇文章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解文人的怨恨情结, 诱导文人安心文章, 消除文人干政抱负, 以期巩固曹魏政权”。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之后, 接着就说“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 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 这显而易见就是在灌输劝诫文人们,提醒他们只要专注于文章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曹丕与吴质的信函中,他只称赞了徐干一个人, 说他“独怀文抱质, 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 可谓彬彬君子矣。” 曹丕以这种“恬淡寡欲”之人为文人的典范也可以看出他深层次的政治意图。

  其次,在“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的情况下,任何野心家在形成一定权势地位后,都特别重视文学文章作为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加之光和元年汉灵帝和宦官为了排斥士族,设立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救抄郡之公举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由此而形成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在曹丕眼中,文士不应当仅仅是应和酬唱的友人,更应该是草檄作颂、纪事铭功的僚属,乃至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智囊。

  因此,这种受其父亲曹操的耳濡目染,以及环境的客观需要都对曹丕产生着巨大影响。加之在社会中的亲身体验更使得他深刻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作用,才使得把文学提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成为可能。

  最后,从文学的角度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特殊,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民族心理而言,先后出现的政权的割据和领土的分治,无疑是一个很黑暗、不光彩的阶段。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失去了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得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肯定。

  时局的动荡不安又造成了个体对于生与死,存与亡的大面积反思。《与王朗书》中曹丕曾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其《与吴质书》又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追念故人,催人泪下,生死之间,众生平等。

  由此看出,建安时期生命意识普遍自觉而强烈,被转化为改变社会时代的无穷动力,救民于水火之中是他们普遍的共鸣。不论是《典论论文》里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与王朗书》中的“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乃至《又与吴质书》中的“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也”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曹丕在文学史上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他所撰写的《典论》阐述了文章的社会功用和对个体的现实价值,这树立了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标杆。这一中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参考文献

  [1]《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 吴怀东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年第一版

  [2]《“二曹”辞赋观之再检讨》孔德明 昆明学院学报 2011,33(2):100 ~103

  [3]《再谈曹丕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罗宏梅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4]《曹丕、曹植的文学价值观之比较》 陈艳艳 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 530001

  [5]《殊途同归:曹丕与曹植文学价值合流论》谭本龙 毕节学院学报 2007年第3期总第2 5卷

  [6]《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简论》杨民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第1期

管窥曹丕“经国大业”辞赋观之内涵及成因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