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惯性时间量度与实证(考据)理解范式
自然惯性时间也可称为物理时间,意指在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和相关事件,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就必然在某个时间点结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中曾经出现的而现在又已经消失了的社会活动,包括其中的人和事,都不可能以原有的内容、形式和过程再度出现。在这个自然惯性时间的意义上,人类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单向度的,具有不可逆性。过去永远是过去。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以往的文学人物和文学事件在自然时间上虽然永远结束了,但是它们仍以符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存在。后来的人们可以通过考证,确认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历史事实,产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事实的认知。在自然惯性时间量度中形成的文学理解范式是实证(考据)研究范式。实证是西方说法,考据是中国表述。实证理解范式是将文学历史现象的最终结果理解为历史的内容,认为要揭开文学历史之谜,就必须探知曾经出现过的一切文学事实。由此,文学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寻、确定文学历史事实。文学历史事实的丰满是实现理解文学历史的重要途径。文学历史成为无数文学历史的连续事实描述。在西方,对科学无限信任并将严密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主要人物是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其历史背景下、在与制约其生产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具体关系中加以研究才有意义。所以丹纳说:“我惟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把文学历史研究理解为辨认事实的认识和认知活动,这是实证范式的理论基点。从此出发,文学实证的范式相信文学历史事实都独立于理解者之外。理解者在认知文学历史事实时,应保持这些事实的准确性、客观性和独立性;应在理解过程中,尽量排除一切主观因素,避免对历史事实做动机、心态或规律、价值的探讨。在理解手法上相应地对文学历史的相关事实尽量做客观的零度描述,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主观色彩的渗透。考据作为中国治学的一个传统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学术(包括文学)全部被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上了等号。清代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乾嘉学风炽盛后,文学批评领域几乎成了考据派的一统天下,造成了“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风气。这种文学研究范式以获得经典的客观知识为目的,热衷于训诂和考证,探求作者创作的客观历史背景、主观意图、政治倾向、生活态度以及生平事迹为宗旨,力图重建和复制经典创作的主客观条件,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比如旧红学的考证派、索引派,其兴味全在小说的作者、版本、写作背景等外缘事实,很少顾及作品本身的美学艺术评价。“国人之所聚讼”的焦点,则是小说主人公到底是曹雪芹抑或纳兰性德之类的问题,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意中就被贬低为一般的自传或野史。毋庸置疑,实证(考据)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备条件和一种研究手段和范式,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它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可以揭示那些被埋没的文学历史事实,为心灵时间量度中文学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和基本的素材。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仅仅只有自然惯性时间量度与实证(考据)理解范式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单一的视角和范式会限于偏狭僵化,会死板地将文学当成历史或档案材料,不可能体验把握作者的艺术世界与审美价值。《红楼梦》自诞生到王国维写评论,历经百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障碍有多方面,但拘于“考证之眼”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自然惯性时间其实是不可逆的。这个不可逆行必然导致任何过程、时间的还原都不可能是时间的原真状态。所以,在自然惯性时间量度中的任何历史事实(包括文学历史事实)的实证和考据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内容。即使所谓零度考据、训诂本身不可避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都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克罗齐倡导对文学艺术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与此同时,单一的自然时间量度与单一的实证(考据)研究范式会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研究和教学中产生厚古薄今、脱离生活实践的偏向。长期以往,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也就必然会失去文学研究所特有的美学功能,失去与当代生活的活泼泼的有机联系,从而最终丧失学科和课程的生命力。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心灵时间量度与文学的历史理解范式
伽达默尔说:“文学对每个现代而言都是当代的。”因为,在现实中承载文学历史、面对文学历史、揭示文学历史进而推动文学历史向前发展的是此时此刻的现实人生。古代文学历史的研究与教学最终完成在理解主体(读者)个体的心灵历程之中。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不仅要有实证范式,更要有心灵时间中的历史理解范式。心灵时间也可称为心理时间,它与人的精神过程密切相关。人的精神与心灵是动态结构,具有自主性、个性化、开放多元等特点,所以心灵时间不同于物理自然时间,它呈现出可逆的状态。在心灵时间量度中,过去的可以成为现在的,也可以成为将来的,没有绝对普遍客观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古代文学只是作家创作作品的时间是古代(自然惯性时间),而作品的价值则是当代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古代文学不仅是古代的文学,同时也是当代的文学。当代阐释学认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属于过去,而在于它作为持续有意义的存在对我们言说,我们解释经典就是应对经典的言说,重新回答经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的意图,解释作品也不是重新体验和重新构造作者的生命。相反,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理解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复制,而在于与现时和当下生命的思维性的沟通。文学理解不是一种单纯重构过程,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过程。人们应该摆脱这种观念:通过文学接受我们可以、能够获得文学作品的确切意义。文学作品信息的构成具有模糊性。文学作品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相反的,它负载着一切可生成意义的虚义。总之,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超越产生它的具体年代。它在不同的时代中被重新理解,产生新的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说:“艺术品的创造者可以投其所处时代的公众之好,但他的作品的真正存在却在于它自身所言说的东西,作品存在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品是一种永恒的现在。”他还认为:“作品和它当前的观赏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同时代性……艺术品是由人和为了人而创造。”德国接受美学文论家姚斯认为: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与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自身独立地向每个时代的不同读者提出同样观点的课题,它并不具有超时代的永恒本质,“它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所以,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不能脱离当下的接收者。它依赖于当下读者的理解而存在。古代文学现象、作品只有在当下的个体心灵中被体验、领悟、解释后才能在现实中复活。比如说,唐代古文运动作为历史事件在自然时间中是有始有终的,但在某些具体的个人的精神时间和心理时间中却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终结,这种揭示会成为一个无限的文化意义生成和展开的过程。理解历史意味着使历史成为现实。总之,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去认识、了解古代文学流派、文学观点以及作家作品,更是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去理解人的存在,去获得一种与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这一人生终级意义密切相关的艺术真理。
三、两种时间量度与理解范式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