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性自由舒展-试析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与

  摘要: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关注人性自由舒展,她质疑儒家“仁义”学说,大胆颠覆旧的道德规范,张扬女性意识,解构封建家长制权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反拔与解构,表达她有关文化与人性的理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王安忆;传统文化:思考
  当代女作家王安忆自1984年的美国之行经受中西文化强烈撞击后,开始理性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她以1985发表的(小鲍庄》为开端,相继推出《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反响巨大的佳作。她以人文关怀视角,剖析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悖于人性自由舒展的因素,解构了“仁义”古训,张扬了女性主体地位,鞭挞了封建家长制权威。她的创作也因此日益成熟,由自发写作进入到自觉写作,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界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
  一、质疑封建伦理核心。解构“仁义”学说
  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倡扬“舍生取义”,“仁义”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关封建伦理的核心内容。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多次涉及这一话题。特别是在她那被誉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小鲍庄》里,这一千百年来的道德礼仪规范颇令人深思。小鲍庄里的人口口声声标榜“仁义”,而实际上人的自主、自由、尊严却倍受践踏。捞渣幼小的生命一降生就遭到忽视;小翠子活泼开朗的天性很快被压抑;拾来与二婶的自由结合,加上外来人的身份遭到全村人乃至孩子们的仇视与欺侮;鲍秉德的女人因不孕而常招丈夫毒打……自以为恪守仁义遗风的人们处处施暴而不自知,一个个披着“仁义”大善的外衣公开实施着人性的恶,轮番上演着一场场扼杀人性的悲剧。王安忆用作品中一个个人物遭遇的命运解剖着人们对“仁义”古训的背道而驰,顶礼膜拜仁义的小鲍庄人根本就没能做到真正的仁慈。在她的另一篇小说《香港的情和爱》中,王安忆再一次表达了对“仁义”的虚伪奉行。小说中的老魏与逢佳决定分手之际,劝她到澳大利亚后找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有爱,我们中国人有义。说“爱这东西不如义,中国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全是一个义。爱只是小善,义,却是大善,爱只对人的,义却是对道理的,你说谁大谁小?爱其实是最不讲信用,只要说一声爱,什么万恶的事情就都有了原委,连良心也交代了,而义却是笃信笃诚,没有空子好钻,也没有便宜占,那些白种人,爱得你死去活来,把你比作耶酥的母亲,可是去吃汉堡包,还是各付各的帐,我们中国人,凭着一份义都是可以送上命的。”“义”被老魏赋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这个香港人作为一有妇之夫,在外与逢佳逢场作戏、始乱终弃,他够不够仁义,是不言而喻的。他帮她出国但要“用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三年”,这种合约是建立在践踏年轻女性人格尊严基础之上的,充分暴露了他对他所推崇的“仁义”的虚假奉行。一如小鲍庄那里的“言”与“行”的极大反差,最崇拜“仁义”者行的多是不仁不义之实,且都没有自我觉察和丝毫的自我反省,这不能不说是对“仁义”的一大讽刺。笔者认为,王安忆文本中似乎并不认同“仁义”的死守,这从她的小说《文工团》中不难发现,文工团曾经招一小男孩演李玉和,男孩长大后一变声就没使用价值了,可团里没把他退回去,而是另外安排到舞蹈队。“我们团从来,从来也不会抛弃不幸的孩子,尽管他穷途末路。像市歌舞团那样,将人招来又打发出去的事我们团是不会干的。这就是从一个旧戏班沿袭下来的文工团的仁义之道。”而文工团兴之所致招来的男女,“这些孩子特别忠实于我们团交付于他们的命运,从没动念要在我们团之外寻求。”曾经走到一起,从此就不离不弃,团里辞退员工或员工辞职离团似乎就是种不“仁义”行为,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维持原状,既不利于个体的合理发展也无益于整个团队,如此的“仁义”只会是制约彼此发展的羁绊,所以她笔下所写文工团的命运并不乐观,它急剧下滑,无望振兴。仅仅为了互不相弃,而捆绑在一起,这种忠实履行但不管后果的“仁义”行为,和那些徒有虚名的“仁义”学说一样无疑都令人深思。王安忆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由成长、平等生存和合理发展,对打着“仁义”招牌行不仁不义之实的行为,对恪守仁义之道却置真正的发展要义于不顾的观念,均予以了大胆质疑和有力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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