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3)

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

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他编撰自己的《典论》和诗赋,并且抄写赠与孙权、张昭。春秋时即有立言不朽之说。自扬雄以后,著书以求不朽的风气相当普遍,只不过大多数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书以求不朽。曹丕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也欲通过著书以求不朽,这是相当可贵的。他创作了表现真情实感的赋作如《离居》、《感离》、《永思》、《出妇》、《悼夭》、《寡妇》、《感物》、《哀己》,咏物者如《弹棋》、《迷迭》、《玛瑙勒》、《车渠》、《槐》、《柳》、《茑》,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叙行旅或者赋登临的赋大多属于抒情小赋,较少政治意义,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真实情感,写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综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视乐府诗歌的创作,他在乐府诗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与他的宫庭生活有关。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关注社会民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思想观点,如“文气说”的提出和对文章作用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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