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在集会创作中，诗人具有强烈的逞才争胜意识和谐谑取乐心理。集会创作的竞技动机推动宋代唱和诗歌艺术提高；在娱乐动机驱使下，集会诗歌采用杂言、杂体等多种体式，运用幽默、讽刺、滑稽等多样手法，发展了诙谐幽默的美学风格。集会诗的较艺与谐戏促使文人群体交流感情、切磋诗艺，对宋诗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键词]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唱和；竞技；娱乐
赵宋王朝承继、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又实行崇儒尚文的国策，这使得北宋文人群体进一步扩大。由于群体意识增强，也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文人群体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突出表现在北宋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了前代，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蔓延到地方；集会主体包括从公卿大臣到举子书生的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雅集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加上诗歌的普及、技巧的提高，以及诗歌题材日常化、生活化的趋向，宋代集会诗创作比之前任何朝代更加繁荣，清代汪师韩《诗学纂闻》曰：“诗有数人唱和因既而汇为一集者”，“宋以后尤不可胜数。”
宋代文人集会同所有文人集会一样兼具交际、娱乐、创作功能，这决定了宋代雅集诗歌同样具有社交娱乐的创作动机和性质。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观念出发，或以纯艺术的标准衡量，这些相当数量的应酬游戏之作，并无太大价值。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作为社会文化构成的方式和层面而存在，集会诗作为雅集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如果把它放在文学一文化的视野中考察，会发现其中包蕴着丰富的内涵。从文学本身来说，正如群体倾向总比个体活动更能说明时代风气，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呈现的特质和变化往往主导并且推动诗歌创作与观念的趋向，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诗某些典型特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而从更深广的文化意义和人格心态的角度来观照，集会诗歌还显示了宋代士大夫在群体人格、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方面的独特风貌。因此，对集会诗作专题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从集会诗歌的生成背景人手，关注创作主体的状态，深入解析集会创作中逞才或娱乐的动机与功能，探求它们对诗歌内容、形式、风格的影响，希望借此更加全面、深入和切实地了解、认识宋代的诗人和诗歌。
文人集会中以诗争胜的现象并非自宋代始，如齐竟陵王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唐代宋之问以《龙门应制》诗夺得武则天赏赐的锦袍。常常是在众星拱月的宫廷宴集中，君王命题作诗以检验和比较各人才思迟速和技巧熟练程度，臣子们则竭力争胜以求赏识。而宋人的创作争胜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文人集会，兹举数例以证：嘉祐元年，王安石“尝在欧公座上赋《虎图》，坐客未落笔，而荆公章已就。欧公亟取读之，为之击节称叹，坐客搁笔不敢作”。又如“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闻‘仰跻苍崖颠，下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曹所及。’遂搁笔”。再如“神宗徽猷阁成，告庙祝文，东坡当笔。时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陈无己毕集，观东坡落笔云：‘惟我神考，如日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笔而出。诸人拟续下旬，皆莫测其意。顷之坡人，再落笔云：‘虽光辉无所不充，而躔次必有所舍。’诸人大服”。再如“荆公在欧公座，分韵送裴如晦之吴江……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荆公又作而字二诗，‘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又云：‘傲兀何宾客，相忘我与而。’”王安石才华压倒苏洵，故人疑“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虽然文豪们举重若轻，谈笑间诗成惊四座，一般诗人运思之际却全神贯注，如临大敌，其情形是：“诗坛誓众军令严，立：表下漏不容刻。神意惨淡喧谑寂，叠简摇毫辞举白。”或“歌诗互挑战，舒惨出百骸。愁吟惨春晖，乐咏舒寒荄”。
除集会参与者以外，诗人争胜对象也有前人。苏轼《雪后书北台壁》押“尖”、“叉”韵，“王荆公读《眉山集·雪诗》，爱其善用韵，而公继和者六首。”苏轼《聚星堂雪并引》云：“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迩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后刘景文赴任路过颍州，苏轼作诗留之，再次《聚星堂雪》诗韵。这不但是当时集会中人的较艺，也是两个不同时代诗人群体的较艺。
前朝集会诗艺诗才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