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小说家们意识到了因果报应思想的这一特点，他们将它引入小说，使之成为抑恶扬善的有力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佛教的重要思想之一的因果报应说实际此时已经历了一个中国化或者说是儒学化的过程。因果报应的外壳依旧是佛家的，而其内涵：报应的尺度、善恶的标准等都已中国化或者说是儒学化了。极力宣扬因果报应思想的东晋高僧慧远所倡导的因果报应论就明显体现出与儒家理论的沟通。其《沙门不敬王者论》云：“因亲以教爱，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实由冥应。应不在今，则宜寻其本。故以罪对为刑罚，使惧而后慎；以天堂为爵赏，使悦而后动。此皆即其影响之报，而明于教，以因顺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这里将孝顺父母，尊敬君主认为是合乎因果报应的道理，很显然，是儒家的“孝”、“敬”观念与佛家的因果报应论的结合。《聊斋志异》“陈锡九”一篇演绎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因果报应故事，讲述书生陈锡九因至孝而获天帝赐金万斤。作者在故事末尾发表意见：“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显然，这里是用因果报应来标举儒家所极力推崇的撔⒌罃。另有《张诚》一则，写张讷、张诚兄弟，手足情深，恪守孝悌，弟弟张诚因帮助哥哥砍柴而遇险，但最终却能逢凶化吉；哥哥张讷因弟死而誓不独生，以斧自刎，也由菩萨搭救而起死回生。同样也是以因果报应之说来颂扬儒家孝悌道德。随着因果报应思想的推广与深入人心，其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结合倾向也愈加明显。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在小说中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内核，以因果报应说为手段，确立起了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
注释：
[1]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第146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
[3]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第185页[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