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领导概念在中国的局限性

浅谈西方领导概念在中国的局限性

　　摘 要：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多种关于领导的概念被介绍到了国内，各类机构纷纷各取所需，将这些领导概念，运用到实际，但效果差强人意，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下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关键词：分布式领导 东西文化 东西思维

　　西方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起步比较晚,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当西方文明中关于领导概念的一些论述被引入到中国后，也难免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简单的来讲：领导学是一门系统的学科，它已有50多年的历史。[1]理论上，所有的领导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都能充分自制，表现得果断而坚定（一种充分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才能）。[4]本文试选取西方关于领导概念中的“分布式领导”概念，结合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浅谈西方领导概念，在中国的适用和局限性。

　　中国的文化相对内敛平和，从神话来看，中国的盘古先开天劈地，创造世界，建立次序。由神制定并维系着天地的规则和次序。皇帝则是神在人间的代表维系着人间的规则和次序。如果次序乱了，上天就会降灾到人间给皇帝一个警告。皇帝治理的好，上天就会有更多的庇佑。中国的神强调的是次序，注重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次序。而西方就不同了，同样从神话来看，西方更倾向于暴力革命。从希腊神话可见一斑，不论是宙斯与阿波罗之间的父子战争、奥林波斯神系推翻原来的神系的战争等，他们每一个都是人格化了的神，人有的所有优缺点，他们也都有。他们通过战争和杀戮来终结一个时代，通过人类的战争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胜利。

　　“分布式领导”概念，是众多西方领导概念中的一个，其解释为随着组织的扩大和任务的加重，组织需要具有各种领导能力的人来管理。但是，没有哪个人具备全面的领导技能，而且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实施这些技能。由此，出现了分布式领导模式，意思是指领导权力不再是个人独占，而是分布至组织的各个层次。组织成员之间要相互依赖，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可能有重叠的部分，其次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可能是互补的。协调意味着组织成员要处理好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当然它取决于组织的发展状态，它改变的容易度，它的文化和它的发展需求。[3]

　　局限性：在中国强调秩序等级，也就是说每个等级都会有一个领导者，且是绝对的权威，只被上一层次的领导所制约，且有一个总的领导来制约所有的分层领导，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每一层的领导，只被他们的上层制约，那么上层的权力很大，可以制约下层领导，而下层领导在自己所管理的层次中，权力很大，没有谁可以制约他，而所有层次的总领导，权力很大，没有谁可以制约他，这个就与“分布式领导”中的领导权力不再是个人独占，而是分布至组织的各个层次的这个解释不一样了，“分布式领导”概念本意是将“权力”分割，相互制约，是一个平行的层次，大家都是真正的领导，而在中国“分布式领导”被理解为，你只有做事的权力，但没有决定的权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层次。

　　中西方存在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性认定差异：西方：人带“原恶”而来，“恶行”、“恶欲”如影随形，所以人要不停地忏悔、赎罪。人与人的差别不大，有共同的欲望和行为规律，体现在领导上以法治为主、人人平等，产生了行为科学——所有人的规律。

　　东方：人之初，性本善。把人区分为“圣、贤、愚、不肖”四等，圣贤治国，领袖和君王天生异禀，承担“救民于水火”的责任。体现在领导上以人治为主、等级差别，产生了人才学——部分人的规律，有神秘色彩。领导风格差异：西方：提倡领导者在性格、风度、特点等方面的个性魅力，如率直幽默、敢说敢笑、不拘小节等都是个体努力的目标。东方：主张圆滑事故、城府深，主张“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把个人性格、喜怒都消融于角色需要中，面对公众都以机械的角色出现。

　　从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中，我们看到追求卓越，及实现自我价值是西方文化所强调的重点，追求独立人格，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条例、制度化，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是一种“硬”管理。而在中国，由于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宗法的伦理、等级关系，中国社会就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社会格局。强调“情、理、法”。它的管理上讲究“软”管理，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执行规范、条例、制度管理之前，先看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最后才看是否合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中西领导体系中各项差异性特征都令人信服地具有文化根性特点，因而文化深层次原因是中西领导理论与实践差异的根源。西方领导概念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文化相近内容被吸收应用，当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矛盾时，它就会被改良，[2]最终还是要符合中国的标准。所以当我们引入一个西方的概念时，应该辩证的看待，即看到其适用性，又要看到期局限性。延伸适用性，改良局限性，才能最大限度的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 Lakomski，G．（1999）Leadership：can we manage without it？ Inaugural Professorial Lecture，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1-15．

　　[2]Wang，T．（2008）Intercultural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implications for teachers．In M．Wallace and L．Dunn（eds．）Teaching in transnational education：Enhancing learning for offshor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pp．57-66）．London：Routledge．

　　[3]Harris，A．（2008）．Distributed leadership：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46（2），172-188

　　[4]Fullan，M．and Scott，G．（2009），Leadership Capacity for Turnaround，Turnaround Leadership for Higher Education．（pp．97-127）．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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