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理本钱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论代理本钱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1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代理人说”的理论基础。代理人的决策不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决定着企业的长期命运。这些决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经理职员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经理职员为增加股东财富制订决策的动机。股东通过董事会聘用经理职员对公司的具体业务进行治理。然而，经理职员与股东的利益却不完全一致。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指出，受雇治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不会象业主那样尽心尽力。经理职员可能在工作中付出较少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选择适合他们风险与时间偏好而不是股东所希看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公司治理题目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本文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代理题目的种类、用于削减代理本钱的若干控制机制进行论述并对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一些看法，希看能够对我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一、代理题目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很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职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代理人的经理职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看经理职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职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职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公道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治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代理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本钱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职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代理本钱，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代理题目。代理题目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代理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明显减损。我们将代理题目回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代理题目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题目。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即是丧失收进所带来的边际本钱为止。对于经理职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由于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代理题目。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实，经理职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职员自身遭受的本钱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职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伏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职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题目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职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由于经理职员对收进、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职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发布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职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治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2.任期题目。一般来讲，经理职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职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职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职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穷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代理题目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职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本钱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本钱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题目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会计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职员确当期报酬。因此，邻近退休的经理职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本钱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职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题目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假如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职员可能拒尽有吸引力的项目，由于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题目。资产组公道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职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职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职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职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职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职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均匀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职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进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往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职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职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进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假如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往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职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职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往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职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 资的本钱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职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题目。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代理本钱。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职员。然而，假如补助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职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本钱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看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职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至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职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逾额现金流，Jensen将逾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进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逾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