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和生育政策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如农村税负过重、城乡二元结构等等。我不否认这些因素的根本性，但我认为当前我国的生育政策也部分地加重了三农问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其基本思路是一对城镇居民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一对农村居民夫妇则基本上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养老由社会负担，而农村的则由家庭负担。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有了儿子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没有儿子几乎等价于没有人养老，因为女儿长大了一般要出嫁，远离父母。这也是我国历代王朝解决农民养老的根本制度，也是所谓“孝”的一个主要内涵。表面上，“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但实际上，它是维持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通过赋予父母在家庭中的领导权来获得财产支配权，达到实现家庭养老的目的。家庭养老再与“男婚女嫁”的观点相结合，儿子就成了家庭养老制度的核心。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后”指儿子。儿子也成了农民对未来的一项主要投资（女儿应尽的义务相对小得多）。这也造就农民重男轻女。不象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重男轻女表明农民的狭隘，恰恰相反，体现他们理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期待重男轻女的观点在中国基本上消失。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新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