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哈曼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论体系不过是一所精神监狱”。所谓学科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学科内容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不仅框定学科内容本身的结构，而且它还能框定熟悉者——尤其是初学者——的熟悉结构。这种熟悉结构一旦被熟悉者内化，就会变成长期支配熟悉者认知活动的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对熟悉者产生先验性的、作茧自缚式的思想禁锢作用，这种思想禁锢无疑是一种“精神监狱”。尤其是把某种“理论体系”写进教科书或出自某一“名家”的论著中的时候，其精神禁锢作用更是强大无比。
所以，热衷于理论体系的营垒，无论营垒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总是难免出现这样两种客观后果：一是所提出的理论体系与其他已有理论体系无法相融，只是“又增加了一种理论体系说”而已，这实际上为原本不确定的理论体系又增添了不确定性；二是由于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框架性结构特征，所以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极易对他人或后人产生禁锢思想的“精神监狱”效应。
可见，初学者或后学者，若想避免陷进“精神监狱”的牢笼，其策略就是对已有理论体系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实在，在后现代语境下，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营垒，都难免被解构的命运——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言说，终将落得“扶不起来的阿斗”的命运。面对这种命运，与其像西西福斯(Sisyphus)那样徒劳无功地往营垒什么理论体系，不如像哈曼那样视理论体系为“精神监狱”，把它当作“没有”为宜! 3 放弃元叙事，尊重差异性——走向多元化
在上文中，笔者以图书馆学人砣砣追问图书馆本质和营垒理论体系的“西西福斯情结”为例证，批判了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人热衷于制造“元叙事”的努力。在笔者看来，这种制造“元叙事”的努力该到终结的时候了。以往“元叙事”的泛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价值一元论，所以，“元叙事”的终结，意味着转向价值多元论。这种趋势的应然性在于：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实际上是在制造图 书馆学的“真理”，而制造出来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不真，乃最大的不真，也是最大的危害之源。社会意义上的“真理”，实在都是人的主观意志制造和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必然性。或者说，所谓“真理”，实在都是由权力(包括学术权力)生产出来的。图书馆学中的“本质说”、“理论体系说”不断被生产和泛滥，实际上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真理话语权的不断争夺过程。所以，对图书馆学“元叙事”所追求的“真理”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这种“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谁在说”、“谁在建构”。谁是真理的拥有者，谁有权力界定什么是真理?对这一题目能做出肯定的'答案吗?显然不能。“我们渴看真理，但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却只有不确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证实，轻易声称自己拥有或把握真理是危险的，在这一点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希特勒当年发出的狂言：“我公布我本人及我的继续者在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方面拥有政治上不会出错误的权利”。图书馆学中的“真理”，可以轻易地被生产，但决不会轻易地被认可；与其生产“真理”，不如质疑“真理”。真理难寻，更难确定和垄断(除了权力予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真理话语必须保持多样化和多元化(这句话不表明我本人是真理多元主义者)，任何人都不应该以真理的拥有者或发现者自居，而应该把是不是真理的判定权交给他人、交给历史——哪怕他人或历史也永远做不出“是不是”的判定。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的努力，诱导着逻辑实证主义方***的兴盛，抑制着方***的多元化。图书馆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以为，可以用某种逻辑方法正确无误地概括和描述图书馆发展规律，这种逻辑方法可以简而化之地正确解释纷繁复杂的所有图书馆现象。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还以为，实证方法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应受推崇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其他方法要么是虚幻要么是“不能解决实际题目”，因而应遭唾弃。于是，一些人开始沉迷于建构“逻辑图书馆学”、“抽象图书馆学”、“实证图书馆学”。逻辑实证主义方***把图书馆的发展视为奔向某一事先确定好的目标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逻辑的或数学的模型或公式加以精确描述，只要按照这种逻辑方法往思考、往实践，图书馆发展中的所有题目都可以得到普遍的解决。显然，逻辑实证主义方***支撑的是“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总体性、普遍性、精确性解决方案(即现代性解决方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解构。“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钥匙、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题目；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的目的尽非真实目的”。还是哈曼说得好：“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生活中的全部矛盾、全部特殊性，而不是把它大而化之，或是用虚拟的抽象观念、理想化的本体取而代之……上帝是诗人，不是数学家”。图书馆的发展决不可能按照某种抽象逻辑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会事先显露出来成为“已知条件”，可供逻辑推理或数学计算。因而，“逻辑图书馆学”、“抽象图书馆学”、“实证图书馆学”理论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解决题目的方案，其有效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图书馆理论或实践的发展题目的解决方案，肯定不是单一的、确定的，反而肯定是多样的和多元的，因而，多样化研究方法和多元化解决方案及其博弈选择，才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