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一般以为，法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题目（比如法律与、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研究范式的。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条件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定影响的态度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以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定可以和价值判定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定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谓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以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题目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靠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靠另外一种“前见”。由于，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靠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靠另外一些语词。科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条件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尽对真理。由于，“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定”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由于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由于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态度、政治道德态度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公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定”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看、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即是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定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续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以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以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以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以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贸易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以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贸易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正是时常由于利益愿看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由于以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以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猜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贸易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由于以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以为贸易惯例有益于市场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观念”放在法的领域内，正是法律。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楚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看、道德观念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伏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究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看、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态度。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看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假如以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透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靠***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很多学者先容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以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题目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题目。”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以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公道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以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⑧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44.【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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