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反市场的两类不同问题
赞成市场化还是反对市场化的论辩，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论辩的是什么 问题 ：是反对 经济 学的抽象 理论 ，例如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某些理论见解，不承认某些经验事实，还是反对在具体情况下的某些 法律 和政策？这是两种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优点，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不可能性，通过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奥地利派经济学的阐发，在 中国 经济学者当中，除了少数的左派经济学家外几乎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今天，对当下中国 社会 的具体情势，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显然是和大多数民众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这些人被舆论痛斥，被认为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不正当行为进行了辩护。中国经济学家们在几年之内，就由改革的“先锋”变得很不合时宜，甚至被认为是特权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经济学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逻辑或事实问题，是理论 科学 的领域；经济政策，必须进行价值判断，针对的具体的情况，这是实践科学的领域，实践科学的美德是审慎。休谟早就指出，事实不能推论出价值来，经济政策的制订，需要运用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但是从经济学理论不能推导出政策结论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像杨小凯，在经济学理论上有令人尊敬的成就，但却热中于提供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在这么做的时候，且似乎忘记了本学科的限度，失去了在实践领域应有的审慎，他们的有些政策推理，不要说 政治 法律人士，就是一般常识健全的公众，也感觉荒谬。
以科斯定理的运用为例。科斯定理说的是，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可以把对产权（是权利束的含义，包括所有权，也可以是使用权、通行权、排污权之类）争执的双方或多方视为一个局部系统，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产权的配置不 影响 资源的使用，此一局部系统各方的收入总和不发生变化；如果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配置影响资源的利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此局部系统各方的收入总和是不同的。科斯定理是微观经济理论的特例，也能够获得某些经验事实的支持，因为提出问题角度的巧妙，科斯定理对人们理解产权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如果我们由科斯定理获得结论：既然初始权利配置不影响收入总和，所以可以任意配置；或者政策有义务进行使得局部收入总和最大化的配置，那么就太荒唐了，科斯的理论和这些政策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似乎科斯本人也不这么认为，他反而说，“在本文中，正如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来 分析 限于比较由市场衡量的生产价值。但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间进行选择，当然应在比此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正如弗兰克·H·奈特常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伦 理学 问题”。[1]
曾经有这样的案例，河流一边的土地被河水突然撕走而加予河流彼岸，为了确定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法律家们尽最大的努力来思考，但他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土地自行产出一些野果，主人自己食用不进行交易，所以土地所有权归谁完全是无谓的问题；土地是种麦子的'，要分配给种田能手这样可以产量更高[2].对法律家来说，种田能手的事实，经常和法律是没有关系的。
在科斯的例子中，如果无偿没收农民的土地交由铁路公司，那么两家的总产值不变，甚至会更高，因为这样节省了双方拥有权利情况下的交易成本，但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可行的权利安排。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苏格拉底式地反驳上面的总产值极大化标准。例如，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一个的例子。假定一个贫穷的病人需要药品，因此愿意卖掉他所喜爱的一本书换取5美圆的药费，他的富裕邻居愿意付11美圆获得这本书，使这位穷人既失去了书又得不到药品，那么社会就更富。这么做甚至超过穷人和富人之间做成交易而得到的收益，因为强制性的转让节省了那种协商所需的交易代价。[3]这些例子中的规范判断，因为事实的设定，本身就有巨大的论证力量，是无法进一步论证的，因为任何论证都不可能比它们本身更有力量。就好象，我手中拿了一支香烟，除了出示这个香烟，并且说这是一支香烟外，试图用别的理论论证这是一支香烟外都更没有力量，也显得荒谬。
可是，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却在进行这样一些类似上述的荒谬政策推理，好像说，三个人共同经营一个 企业 利润是300，但一个人经营600，那么让一个人独占经营，其余滚蛋；甚至说，依靠经济学 发展 了一个关于投票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证明民主投票的结果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不能达到理性的最低要求，宋教仁是个鼓吹民主的政治家，他被人谋杀了，因此在“宋教仁”案中的判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