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论国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1
【摘要】 从帕特南对美国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笔者引申出国家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基于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对其进行了定义。本文提出并分析了国家社会资本的三个主要内容论国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2
学术界关于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在国内较为少见，一些关于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只是闪烁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而国外相关研究则比较多，最早也最杰出的要算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对美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帕特南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993年基于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之上写成的《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在《美国展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独玩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1995年春季号）、《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1996年春季号）、《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1996年冬季号）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独玩保龄球——美国社群的兴衰》可以说是他对美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又一非常具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i]。在以往的研究中，他认为美国以公民社团形式体现的社会资本比上一代已大大削弱[ii]。在新作中，他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中市民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指出到20世纪末，美国的社会资本存量已大大降低，这对个人、社区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阻碍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的有效发展。在该书中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可信任性”，并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帕特南在研究中指出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
在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这个国家层次，而国家的社会资本与个人、组织的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遗憾的是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国家社会资本的概念，更不用说给之以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在本文中将国家社会资本界定为嵌于一定国家和社会结构中的内部关联的总和。它以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以及社会信任系统等为主要内容，对一个国家及人们生活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国家通过采取目的性行动可以增大或改变其流动方面。
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与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不与权力正相关，而与国家如何运用其权力来创建社会资本存在极大关联。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本文只分析国家社会资本的三个主要内容——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和社会信用系统。
（一）非制度性权威
国家是集合了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并将适应性予以普遍化的集体。国家的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当社会内部冲突无法通过社会自身机制予以解决时，社会往往诉诸国家，希望通过国家来化解冲突。而国家功能的实现和意志的传输都得以权威为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的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布劳指出，政治国家垄断了一个社会中的强制力量的合法使用，这可以用来作为控制他不听话的成员的最后一种手段[iii]。他的言外之意是，国家应尽量在不运用其强制权力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而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存在可不动用强制权力的手段。非制度性权威就包含在内。
非制度性权威与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是相对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它具有强制力，对个体产生的是一种外在约束。正式制度权威的创建需要长时间相当繁琐的工作，且耗资巨大。它是由法律制度赋予的，不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与前者相比，非制度性权威的规范和要求不需要借助于一个非凡的工程从外部引入，它已经或多或少地蕴含在社会中。它由人们内心认同、自发授予并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既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和引导力，又表现为一种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它是一种生产性而非压制性权力关系，较制度性权威更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之中。由于它主要从服从一方的赞同和认可中产生，因此它可使服从方在更广阔范围的社会生活中受到限制。
非制度性权威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对人们的外部约束转变为自我约束，人们逐渐忘却正式制度直接的、命令的约束，无形中接受了间接的、肯定式诱导的约束。这样非制度性权威让人们产生理性的自觉意识，从外在约束（禁止）过渡到自我控制，减少甚至消除对正式制度的敌视意结和抗拒行为，不再被动地服从正式制度权威。正式制度权威在人们眼中也变得更具有合理性，于是更乐意去遵从。内化了的非制度性权威从国家与公民的特殊主义纽带中获得其持久性和支持性的意义。其次，正式制度的运作中有非制度性权威护驾能更有效地实施。非制度性权威监视正式制度的运行，保证其运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非制度性权威的削弱则意味着制度性权威（政治权威）和国家统一性受到削弱。政治社会学认为，制度性权力的强制性越强，公共性程度越高，其所作的恶的可能性就可能越恶劣，恶的规模也可能越大，如公共权力的问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非制度性权威为制约权力滥用提供了可能性。按迈克尔·曼恩对国家权力的分类，非制度性权威属于他所说的基础权力——国家渗透社会，在社会中合法地实施自己的政治决策的能力，它通过官僚系统，以常规化的方式运作[iv]。作为一种基础权力的非制度性权威具有很强的渗透社会的能力，能提高行政管理系统的实际权力和执行能力，弥补专断权力有限的通过官僚系统正常实施政策的能力。最后，当培植和创建非制度性权威成为支配方群体内的一种风尚时，非制度性权威便成为了该群体内的特殊主义的价值，是群体整合和团结的媒介。它还能把整合纽带的范围扩大到个人权力吸引的界限之外，这样除了能有效地抑制公共权力的，还能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群体成员的素质，并有效改善其与权威服从方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此结果还体现为哈贝马斯所称的沟通理性的增长，可使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v]。
非制度性权威也是民主的需要，对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萨托利认为“民主应以把权力（一种强制力）转变为权威（一种引导力）为目标。”[vi]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而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要夺取权力，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增大权威，用“有权威者”取代“有权力者”。国家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要求支配方在与服从方的互动中将其权威置于本身的领导品质以及服务公众的能力之中而不是置于法律或职位赋予的权力之中，这无疑对加强他们的控制性影响、提高国家社会资本有好处。福山就曾指出，影响社会资本供应的最后一个因素关注的不是群体的内聚力，而是群体与非群体成员交往的方式[vii]。
我们称目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在广阔的“体制外”领域里，有以“非制度”形式存在的规则。这些规则的权力合法化便要通过被赋予非制度性权威。要在非制度领域获得权力就必须培植非制度性权威。我国非制度性权威主要来自于政府官员和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人格和工作作风。它在广大工作在基层的官员（特别是街道和村乡干部）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他们的非制度性权威实际上比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对人们行为具有更大范围的约束能力。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在正式制度调控越来越大的人们生活范围的同时，我国非制度性权威的下降导致其对人们的实际影响也在不断下降。转型期，法人行动主体的普遍出现冲击了传统社会秩序，而维持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规范又尚未形成，于是非制度性权威的相对短缺状态便出现了。
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平衡的产物，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各种社会因素发展已不平衡，存在某些社会离心力。转型期，旧的伦理人情权威和新的法律契约在交叉发挥作用，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显得很有必要。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社会光依靠法律制度是不行的。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非制度性权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逐步走向多元，现代社会的人们受现代文化的熏陶具有很强的独立、民主和平等意识。光依靠法理权威并不能使整个社会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非制度性权威不是制度性权威未能生效的补救手段，而是要与之同步创建并运作的社会资本。
(二)公民结
帕特南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率下降时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世代变更——二战后缺乏公民精神的一代取代了20至30年代活跃的、富有公民精神的一代。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当归结于二战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精神。现代主义精神是个涵义比较模糊的概念。美国学者贝尔认为这一精神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更是表现为一种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认为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这“正常”行为的价值观而后动机模式[viii]。可见，现代主义精神的主要哲学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精神大大冲击了美国社会原有的公民结，导致了美国公民参与比例和以公民社团形式体现的社会资本的大大下降。
公民结（Citizen’s tie）是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意指公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联。它既包括公民私人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公民通过组织（包括社团和政党）而发生的交往。公民结包括帕特南所称的公民参与网络（Civic engagement），但不等同之。根据公民之间互动频率和强度的不同，公民结可分为强公民结和弱公民结。个人层次上的公民结强度受个体与他人亲近程度和彼此信任度的影响，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状态，而国家层次的公民结的强弱主要受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文化机制影响。二战后的现代主义精神改变了美国公民的价值理性标准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强公民结转变为弱公民结，也就表现为社会资本的下降。于是在80年代，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着采取行动来提高美国的公民结强度，这主要有一批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社群主义者开始试图重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当然并不是创建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而主要是恢复某些传统的精神和伦理价值。这些具体价值中有二点得到一致的认同，一是主张用“社群”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社群的目标和价值观同时也是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二是强调“公益”高于个人的“权利”，集体目标高于或优先于个人目标。笔者也认为要使美国社群生活再度兴盛、要使美国人再度一起玩保龄球，这些精神和价值伦理的重建是必不可少的。前面已指出，美国社会出现独玩保龄球的现象并不简单是其公民精神的缺乏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美国现代化的发展使其旧的精神和文化体系不再适应美国公民需要而新的精神和文化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产生的。这便出现了真空地带。并且工业现代化使许多原本属于家庭、邻里、社区等的功能由其它社会组织或机器所取代，个体与邻里、社区互动机会大大减少，因此建立个体之间亲密而稳定的强公民结变得困难。传统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规范及相应的奖罚措施在现代匿名社会里不复存在，更谈不上引导、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了。
帕特南研究的是已经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社会，如果假定现代化进程具有普遍的共性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社会同样可能出现。而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城市社会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很正常了。虽然中国没有出现公民“越来越喜欢独玩保龄球”的报道，但是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几年也不知道邻居的姓名的事却不足为奇。中国公民结强度的下降还体现在新生一代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下降。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学生接受以集体主义的绝对性为主的价值观念。而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为社会、为集体服务的积极性已大大降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以自我需要满足为基础的价值观[ix]。这种价值观念虽然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但必须警惕朝那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农民由于受知识、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参与社团（包括入党）的比例和意识都很低。
“独玩保龄球”是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表征现象，根源于美国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主义精神的崛起。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有着许多优良传统美德。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精神与文化领域显然具有优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及早采取一些措施遏制“独玩保龄球现象”的发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依靠迪尔凯姆设想为神圣之源的团结力量，团结力量产生强公民结。团结力量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精神。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许多医务人员不惜生命危险志愿加入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多歌星演员勇敢地上医院进行义演，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志愿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甚至捐款捐物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这表明我国的公民结强度还比较大，社会资本存量还比较丰富——尽管没有实地的系统调查和可供参比的数据。正是由于这方面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上对“非典”没有形成巨大的恐慌和骚乱，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正常进行。1998年我们民族万众一心的抗洪精神把亿万中国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的强公民结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都是形成强公民结的基础。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各种亚文化异常活跃，其中恶性亚文化的盛行是导致国家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些恶性亚文化遍布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不可否认我国社会存在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不健康社会心理。功利主义使许多人只喜欢做实惠的选择，而不考虑道德情感价值的选择。于是同别人一起玩保龄球也还在考虑对方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要是没有的话还不如独玩。当然，我国总体上的社会资本还没有下降到出现这种现象，但却不能忽视社会资本在下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现代人越来越感受到孤独情绪和心理疲劳——出现弱公民结的表征现象——已成事实。
强公民结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实现多元文化的整合、寻求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集中和统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资本创建的重要途径。重构新的文化格局和精神体系是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不可轻视的重要问题，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应当给我们以启示。
（三）社会信任系统
社会转型期，法制的不健全让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得逞，造成了不好的连锁效应，以致使诚信与信任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诚信与信任问题在经济领域比较突出，但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存在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诚信与信任既体现为建立在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物，也体现为基于道德和习俗之上的文化规范。笔者在此统称为一种社会信任系统。它可分为普遍主义取向的制度信任系统和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信任系统。社会信任系统基于国家法制体系和道德习俗之上，维护和实现社会普遍有效的责任信用体系。与社会信任体系相对的个人信用体系建立在个人人格道德基础之上。社会信任系统建立在传统人伦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体系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支持和制约体系。这种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人们的价值认同感。
信任是社会资本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信任系统的两种类别中，社会以何种类别的信任系统为主导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模式与道路的选择。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就提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x]。在该书中，福山首次从国家的高度提出信任是国家经济增长是重要因素之一。他实际上是在指出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系统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信任系统不完善或者说信任结构缺失的后果是全方位的，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的运行和维持变得艰难。而具体对于经济领域来说包括交易成本的增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国外不少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之上[xi]。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属于特殊主义的信任。我国许多家族企业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信任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信任在现代社会中显得不可或缺在于讲求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人要求节省交易费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社会总有人想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或搭便车获得额外或更多的利益。但信任的确不可缺乏，它是一种形成社会凝聚力量的东西。人们之间的关系最终需要依靠信任来调整或协调——不论是制度性信任还是人际信任。只不过在现代社会要建立普遍可靠的社会信任系统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体系和合理有效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民主制度和文化体制等）。
针对中国社会内部出现某些社会行为、经济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失衡、紊乱和无序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支付的“制序变迁”的成本[xii]。执这种代价论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而对于失范行为者而言，到底是社会迫使他们这样做，还是他们自己“理性选择”这样去做呢？假若是前种情况，那么韦森的解释便显得比较无力了。如果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进程向深层的推进实际上意味着像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整个社会会更加合理化的话。那么诚信与信任机制也应逐步走向合理化，目前的问题只能算作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交锋产生真空的结果，而不能归结于“经济改革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为重建诚信与信任系统作一些努力了。英国法学家艾伦（Allen）曾指出，随着法律规则的指定变得越来越明确，而且为立法和执法建立了精干的机构，习俗的有效范围也就随之缩小了[xiii]。基于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应该倡导一个有较少法律干涉的人际信任环境，而未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整个社会秩序内部的制度化必将遍及到现在或以前习俗和惯例就可以维系正常活动秩序的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制度信任逐步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社会的主要信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与中国在此方面社会资本存量无关。普遍主义的制度信任系统在总体上是一种选择性适应和演化的产物。人际信任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代价，我们已不得不尽快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系统。因为现代社会的成员异质性越来越高，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与生活方式使得人际互动或共同经验这样的信任基础越来越薄弱，这样信任不得不求助于制度和契约来约束。但在人文重建中将人际信任列为重要内容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会资本是一种广大范围内的共享物和规范、建构社会不可缺少的资源，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丰富国家社会资本的好处在于其更有利于国家权威和利益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对于我国而言，国家社会资本就是有利于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国家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对于走出理性选择范式的解释困惑、重新认识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与人的社会需求的价值、恢复国内人本主义精神研究有重大意义。对非制度性权威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和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础。前面已指出，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特征，本文只探讨了其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其它内容和形式以及可能存在的负面功效有待今后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正如周红云所说，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还刚刚起步，但这也为中国学者利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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