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培养

时间：2022-12-20 03:46:13 MPA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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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在蓬勃发展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层次的认同危机。问题意识和规范研究方法的缺乏，影响了公共管理研究质量的提高。为提升公共管理研究的质量，非常有必要对未来的研究者进行规范的方法论训练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基于公共管理研究水平的现状，提升公共管理的研究质量，必须从问题意识的培养入手。文章阐述了开展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教育的意义，分析了该类型研究方法中研究问题的特征，并以之为基础，提出了培养未来研究者问题意识的基本思路。

探讨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培养

　　关键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认同危机;研究问题;研究方法

　　一、导言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发现的重要规则和手段，因此，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在保留社会研究一般规则的前提下，都发展出了各自学科相对独特的研究途径和范式。

　　然而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科的方法论教育，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质量，而且制约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致使公共管理学科在蓬勃发展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层次的认同危机。伴随着公共管理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反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推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育日益引起重视，开始成为国内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学的新竞争领域和发展方向，势必对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如何进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教育，则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地探讨和分析。本文的目的在于澄清学术研究者对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存在的误解，并对如何在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教育中进行问题意识培养，提出一孔之见。

　　二、学科认同危机与定性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培养的缘起

　　国内的公共管理教育复办于20 世纪的80 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已经过了2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社会发展力量的推动和学术群体的努力下，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获得了长远的进步，学科建设逐渐完善，理论研究也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文献。然而，公共管理学科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其中不乏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为了提升公共管理研究的质量，认真应对公共管理研究的认同危机，有效地解决马骏教授所言“中国公共行政学普遍缺乏理论上的对话与争论，似乎陷入了一种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的境地”[1]的矛盾，公共管理方法论的教育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可以为提升公共管理研究问题的质量给予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然而，在公共管理学界关于如何进行方法论的训练方面，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解决这些争论中存在的争端，而在于倡导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培养。

　　定性研究方法，亦称为“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与定量研究方法并存的研究方法。陈向明教授认为“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2](P12)中山大学的牛美丽副教授则认为“定性研究是以后实证主义为主要哲学基础，在自然情境下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系统互动，并且综合运用多角化技术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探讨的一种研究活动。”[3]二者之间在对定性研究的概念界定方面，尽管存在一定的出入，但基本意旨是相同的，都强调在自然情景或系络下，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进行社会问题的研究。传统上学术共同体赋予定量研究更多的尊重，因为它更具有貌似科学的形式。但是，伴随着人们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入，定性研究的优势已经逐步展现。与将真实的社会打碎，简化为假设和变量相比，定性研究方法在发展概念，深化对社会想象的理解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在公共管理的世界中，各个相关方的行动和理解塑造了公共管理的现实，特别是行动者对自身活动所赋予的意义，更是量化的研究方法难以企及的，因此，笔者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而言，更具有现实性和适用性。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性的研究程序发现研究问题的答案。”[4](P6)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真实)情景中真实人们的生活经验，以研究者作为资料收集的工具，试图通过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寻求研究者自身与研究对象主体视域的整合，试图阐释行动者在具体社会情景中对问题和事件的理解。定性研究的这种特点非常适合于研究公共管理的真实世界，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导向天然的适合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

　　因此，定性研究方法在当前阶段非常适合从事公共管理研究者进行研习。然而，必须指出由于以往研究方法论教学的缺失和术语使用的随意化倾向，致使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初涉该研究领域的新人，对定性研究存在着误解和轻视，这两种态度一方面反映了既往研究产品存在的问题，因为许多研究产品未能采取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粗略地将类似于问题思辨等文字描述的写作方法定义为定性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理解为一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的研究方法;在此观念的参照之下，许多研究者无疑会轻视定性研究方法。事实上，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相似，具有自身特定的哲学基础和研究程序;为了有效的回答研究问题，同样强调研究结论的经验基础，研究者必须在自然的场景下，进行深入、细密的实地调查，将自身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收集的第一手经验资料之上，并从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与定量化研究的模式化分析技术相比，它要求研究者心存一种内省的自觉，使思想和观念从资料中“浮现”出来，并加以合理的解释，从而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从而增进人类对特定问题的理解，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更加具有创造性，力图使用“在研究中萌生的理论架构来解释所面对的现象。”[5](P54)因此，定性研究对理论研究者的理论敏感度和资料分析的创造性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绝非可以随意掌握的研究方法。这种寻求创造性的研究导向，非常有利于解决公共管理研究中本土化研究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形成根植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念和知识体系。“审视我国行政学研究近年来的进展可以发现，我国行政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意的研究往往来自于对西方行政学研究成果的借鉴。这种借鉴本身当然没有问题，但关键是，许多立足于西方经验的概念和理论都无法准确地关照中国的理论和现实。”[6]何艳玲的分析是针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但她描述的问题委实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这种本土化研究的不足，正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科认同产生危机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更适合于发展基于中国现实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知识，有利于学科本土化目标的实现。因而，定性研究方法对于解决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危机和学科发展的本土化方面，具有自身特殊的价值和功能。

　　毋庸讳言，定性研究方法自身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群体构建的产物，自身的范式构造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尤其是许多定性研究的教材是针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研究而著，对公共管理而言缺乏针对性，如何在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领域，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问题，值得学界同仁一起进行探讨和建构。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规范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决定了学科的可接受性程度，即内在效度或外在效度;另一方面，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防止将已有的规范方法神话，而湮灭创新的动力。基于规范定性研究方法适用公共管理研究过程动态性和争议空间存在可能的考虑，由业已经取得“交叠共识”的起点出发，逐步提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研究质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问题意识的淡漠正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缺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指出“对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问题意识无疑是重要的，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是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观察活动的。在过去几十年行政学的发展中，行政学大多关注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所谓学科体系之间的完整，相对而言，不太重视甚至忽略了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行政现实。”[7]无疑，问题意识的培养，已经成为提升国内公共管理研究质量的起点。然而，由于定性研究问题自身的特点与定量研究迥然不同，这客观上注定了定性研究问题选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实有必要对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三、定性研究问题的特征与意识培养要旨

　　理论研究与既有知识体系的联系和拓展起始于研究问题。保罗·D·利迪指出“问题是每一个研究项目的核心。它对研究工作的成功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而对问题意图的清晰把握和确切表述，是整个研究过程中首要的要求。”[8]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具有其特殊性。尽管国内对定性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开始有所觉醒，但对如何合理地选择定性研究问题，仍然处于一种主观臆想的状态之中，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此，非常有必要结合定性研究方法的特征和国内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情况，具体分析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选择研究问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公共管理研究问题的选择和定性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一个初始的指导。

　　首先，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必须起源于社会现实，以社会现实中出现的真实问题为源头，概称之为“研究现象”。“所谓‘研究现象’指的是研究者希望集中了解的人、事件、行为、过程、意义的总和，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将要涉及的领域范围。”[9](P19)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首先需要选择的就是确立自身致力于研究的社会现象，而后不断深入地界定自己的研究问题。尽管定性研究各个类别的研究途径，具有各自不同的具体的策略，但是作为一种统一的研究路向，定性研究一般寻求的研究问题都是在自然场景下的真实问题。定性研究方法研究的所谓自然场景，通俗而论就是一种研究对象在没有研究者和其它外界压力情况下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真实的常态。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是一种常态化的生存，这种常态化的生存最符合人类活动的现实，以此为背景所进行的研究结论，才最具有现实意义。因而，研究问题的选择，一定要以真实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景为基础，否则，不仅悖离了定性研究方法的基本内涵，而且也影响研究结论的社会现实性。公共管理是一本涉及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学科，必须以真实的公共管理现象为基础，才能切实地承担起服务于公共管理的理论责任和价值诉求。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未能获得学术研究群体尊重的原因就在于它未能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问题，造成该学术群体在国内许多重大公共管理问题讨论上集体失语，从而坐视其它研究群体侵蚀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学科认同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此外，在问题选择方面，倾向于自身构想一个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也是许多初涉公共管理领域研究者的一种研究误区。事实上这种研究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10](P46)从问题的选择到资料的分析都与社会现实无涉，难以真正地起到发展公共管理理论和解释真实公共管理现象的目的。在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的教学过程中，非常需要引导学生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现象中发掘真实问题，并内化为研究者学术取向的问题意识培养，才能化解以往公共管理研究过于空疏和泛化的弊病，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其次，选择的研究问题必须有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问题，具有较强的探索性，比较适合研究社会的真实现象和实际问题，但这常常导致一些研究者轻率地选择一些没有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的问题。由于研究问题是整个研究的核心，它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而研究过程的各个部分又都是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所做的努力。因此，研究问题是否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直接决定了整个研究质量的高低。因而，在进行具体的研究设计之前，必须选择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它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的目标，还取决于所涉及领域的研究现状。一般而论，研究问题的选择应该能够触及人们未知的领域，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研究问题不应该是自我学习的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些琐碎的问题。一些从事定性研究方法的个体，常常不自觉地将研究问题设为自我学习的工具。从事真实问题的研究的确也是一种学习活动，但是自我学习并不必然是一种研究行为。避免此类错误的方法，在于进行缜密的文献综述，避免选择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因为缜密地进行文献综述，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正确地选择研究问题，而且可以增强研究者的自信心和研究者在该领域的信用，呈现与故有知识之间的联接。在选择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选择的研究问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过于琐碎的问题，尽管可能非常有趣，或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如果不具有拓展理论的价值也不宜选择。因为，它难以引起学术共同体的共鸣，事倍而功半。在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方法的教学活动中，教育者应能结合自身的学术实践活动，避免未来的研究者产生上述两类错误的发生，引导学生选择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分享自己过往研究中选择研究问题的真知，薪火相传。

　　第三，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与现实研究领域和收集的资料反馈的过程。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必须系统地搜集、分析经验资料、做出研究结论，为人类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提供知识产品。然而，由于定性研究所企及的是一种发展概念的理论目标，因而呈现出一种非线型的研究路径。与定量研究不同，定性研究者在开始收集资料时，往往只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在文献综述、资料收集和初步分析后，不断地聚合出自身的研究问题。“定性研究者运用初步的资料收集来指导其调整和精确化研究问题，因为在他们完全浸入到资料中之前，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议题或问题。发展一个焦点集中的研究问题，是资料收集过程的一部分。”[11](P187)而定量研究的研究问题则是研究者表示质疑或试图寻求回答的问题，常常对其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一定的预测，研究问题自始至终保持不变的状态，这是与其实证主义的研究哲学相一致的。定性研究的目标则在于发现(扎根理论研究)、寻求理解(民族志研究)、描述经验(现象学研究)、探究一种方法(个案研究)和讲述故事(叙事研究)，而且拒绝使用定量分析的语言。“保持研究问题在研究期间的发展变化与定性研究的假设风格相一致，通常，在定性研究中，研究问题都是在不断的检视和重构之中。”[12](P86)事实上定量研究问题与定性研究问题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定量研究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变量之间的关系，属于工具主义的问题;而定性研究问题则属于现实主义的问题，它更关注过程性的问题，研究的焦点是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变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选定的变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关系。如果定性研究采取定量研究的提问方式，可能使研究者难以深入研究自身特别关注的问题，得出一些看似严谨但缺乏定性研究意义的结论。因此，在公共管理定性研究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突出强调定性研究问题选择过程的这一特性，通过实际的研究个案，培养学生掌握定性研究的这一特点，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如何从一个研究主题开始，通过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与研究主题和所收集的资料互动，逐步使自己的研究问题“浮现”出来，从而得出比较有深度的研究结论。美国学者莱特曾经指出确立研究问题不是一件非常简单或直截了当的任务，研究者不能期待一坐下来就能构想并阐释清楚一个较好的研究问题，一个较好研究问题的获得是在对自身研究主题领域不断思考，经过较长时期的反思才能实现的，这尤其适用于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定性研究的魅力和犀利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其问题选择和确立过程的特殊性，进而才能实现其发展概念和理论的功能。

　　第四，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不是为了验证理论，而在于发展概念和拓展理论。因而，在定性研究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未来的研究者选择能够发展出新概念，进而能够推动理论创新的研究问题。哈默尔指出“分析科学及其标准可能都不适合提供管理者所需的基本知识及对这种知识的信心。在尝试就什么时间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进行任何科学测量之前，他们所寻求的知识必须首先回答这一问题：‘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13](P190)而在这种对正在发生的事实形成概念之前，任何深入地分析都是缺乏实质性意义的。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定量研究方法的分析性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知识绝不可能脱离客体而存在，定量研究的所谓超越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有悖于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难以对相关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关切产生足够的关怀，其所谓客观的态度常常带有傲慢的偏见，以自身的判断凌驾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和需要之上，颇有早期殖民者自以为是的扩展文明的软暴力倾向。公共管理的许多问题都是在某一特定时空的自然场景下，相关行为主体囿于自身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关切，通过特定的互动形式所产生的，任何前置性的理性视角难以对此形成有效地判断。所以，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应以理论创新为导向，致力于对未知领域或未被学术界关切的现象的关怀，力求发展出根植于社会现实的概念范畴和解释理论。基于国内公共管理研究初始化状态的考虑，特别是本土化理论研究严重不足的现实，选择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际问题，发展出适合分析中国公共管理现象的概念和理论，为定性研究问题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处于特定转型阶段的社会现实，所萌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现象是已日臻完善的欧美公共管理理论所未曾遭遇的，这不仅为定性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以进行概念构建和理论创新的实际问题，也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超越欧美理论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之故，定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培养的意义，不只局限在问题选择层面上，它更是国内公共管理研究走出初始化状态的必然选择。国内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如欲超越欧美，就首先必须转变把欧美的理论研究奉为圭皋的潜在倾向，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借鉴，扎根于自身民族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锐意进行概念的发现和理论创新。这一历史性任务的突破和完成，不仅取决于现有学界栋梁的努力，它更有待于后来者。所以，在定性研究方法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培养未来研究者选择具有概念发展和理论创新意义问题的能力，不仅培养未来的研究者掌握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更需要培养他们进行概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自省意识。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在过去2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绩斐然，人才队伍不断优良、专业化优势日益明显，服务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不断提升。然而，在这种繁荣发展的表象之下，公共管理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注意到了学科蓬勃发展之下存在的危机，本着学术自觉的态度对学科发展中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思。问题意识不强和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是这些颇有见地的反思中达成的“交叠共识”，必须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中加以解决，从而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质量。因此，开展规范的方法论训练，培养未来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技能，对于解决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认同危机意义重大。任何学术研究无不从问题入手，国内的公共管理研究，如欲解决过往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有赖于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对规范研究方法的重视，而问题意识的觉醒则更是当务之急。因而，旨在培养未来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方法论教育意义深远。诚如上文所言，如何合理地选择研究问题，并不只是初习公共管理研究者的问题，它也是当前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学术中坚需要经常反思的问题。因为现有研究者的学术作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研究群体。所以，如何引导未来的研究者正确地选择研究问题，并不止于课堂教学的方法论训练。它亟需学术中坚力量，本着一种学术自觉的态度和自省的意识，按照规范的研究规则，心存敬畏地选择研究问题，不断提升自身研究作品的质量，供后来者学习和借鉴，也是进行方法论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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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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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评论，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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