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托妮·莫瑞森；黑人女性；佩科拉；秀拉；派拉特
论文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三部小说中，分别塑造了少女佩科拉、青年女性秀拉和中年女性派拉特三位不同个性的黑人女性形象，由佩科拉式的自我否定到秀拉式的自我抗争，再到派拉特式的自我认同，分别代表了美国黑人女性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不同认识，揭示了黑人文化理性发展的过程，也显示了黑人女性不断成长的历程。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于1970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又发表了《秀拉》(Sula,1973)和《所罗门之歌》( Songof Solomon, 1977 )两部小说。在这三部作品中，莫瑞森给读者分别塑造了年仅11岁的少女佩科拉、20岁出头的青年女性秀拉，以及中年女性派拉特，她们生活在美国的社会底层，既是黑人又是女性，在黑白不平等、男女不均权的两极文化冲突下，她们生活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被迫处于社会的边沿，依次经历了从自我迷失到个体抗争再到自我认同的黑人女性曲折而又艰辛的成长历程，一定程度地揭示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的成长历程。
一、少女佩科拉—自我迷失的典型
《最蓝的眼睛》的切人点是美国主流文化下的审美观。长期以来，美国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黑人一类的少数族裔则遭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白人主流文化推崇的审美价值观是基于白人的体貌特征，将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的女性形象设定为社会审美标准。而黑人则一直被视为丑陋而遭受歧视和否定，这种审美价值观带给黑人女性的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迷失的精神伤痛。小说以丰富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内心的恐惧与孤独，展现了她对一双蓝眼睛从渴望到幻想直至最后自我迷失的悲剧过程。
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忽视、同学的嘲笑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认为自己被人鄙视、取笑是由于外表的丑陋，从镜子中望见自己黝黑的皮肤及普通的五官时，佩科拉便盲目地否定自己，厌恶自己的身体存在，盼望丑陋身体的消失，以便让美丽的蓝色大眼睛取代。她一直渴望能拥有一双世界上最蓝的眼睛，因为她从周围的人对白人女孩的关爱态度中看到了白人女性的美具有一种力量，可以获得爱与尊重:牛奶杯上的雪莉·坦布尔的头像，糖纸上的玛丽·珍，学校里老师和同学对白人女孩的喜爱，黑人妇女看白人女孩的眼神，触摸她们时的温柔，这都让佩科拉觉得白人女孩的外貌就是高贵和幸福的象征，蓝眼睛具有神奇的作用。如果自己能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父母可能就不会相互打骂，家里就会相安无事;同学老师也会向她投来赞许的目光，所有黑人社区的人们也不再嫌弃她。但是，在一个白人文化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黑人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幻想最终被丑陋的现实击得粉碎。惨遭生父奸污后，佩科拉早产了一个死婴，被众人唾弃，从而变得精神错乱，神志不清，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双最蓝的眼睛，并日日与它私语，完全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这双蓝眼睛不但没有让她看清周围的世界，相反，她再也不能准确地看世界了，在他人的眼中，佩科拉变得越发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佩科拉的白我迷失既源于耳濡目染的白人文化价值观，又与深受其害的母亲、人格分裂的父亲联系紧密。佩科拉生活的黑人社区里，黑人的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已经被异化为白人的文化价值观，以至于她生活周围的人们都喜欢浅肤色的女孩，羡慕白皮肤，渴望自己变白。佩科拉的母亲波莉也是白人影视传媒的奴仆和黑人白化自我的牺牲品。随丈夫乔利移居北方之后，波莉首先面临的是镇上黑人妇女们对自己没有烫直的头发的嘲笑和服饰的指指点点。于是，波莉开始模仿电影里白人影星的发型和服饰，羡慕白人中产阶级的家庭，给白人家庭当保姆，竟然把白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对白人的家尽心尽力，而对自己的家产生了厌恶;对白人家的小女孩百般呵护，对自己的女儿则大打出手。母亲觉得佩科拉太丑，她不在乎女儿是否受伤，更在乎的是白人主人家的地板，关心的是白人女孩是否被吓着了，衣服是否脏了。在佩科拉最需要母亲的关心和呵护时，她得到的只是责骂甚至痛打。佩科拉的父亲乔利从小就被父母遗弃，不懂父母之爱，终日酗酒，浑浑噩噩，因而对自己的孩子缺乏应有的父爱，对家庭缺乏责任感。母亲对孩子的嫌弃和父亲的人格分裂，直接导致了佩科拉最终的精神错乱，自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