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张东荪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真理观
[论文关键词]张东荪；真理观；不得不信之感：文化满足
[论文摘要]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对原有的真理相应说、配合说、效用说进行了分析，在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不仅有对不对、合不合、成不成之义，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得不信之感及对文化的满足。由此他既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又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同时把真理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认识论及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上，张东荪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自己的多元认识论闻名于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随后，他又在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下，提出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同时参考心理学生物学以研究知识论的观点，把认识论上的问题合并在知识论中加以解决，建立了多元交互主义的知识论。其中，他对真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元还是多元、真理是动的还是静的等问题作了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一、知觉上的“对不对”并不等于“真不真”
真理是对知识如何为真、是否为真问题的探讨。在张东荪那里，知识可区分为个人对物的直接经验知识与非个人不对物的间接文化知识。如果把“真”理解为“对”，那么对物的经验知识确实有对不对之分别，其对不对的标准可求之于官觉验证。但张东荪认为，我们不应把知觉上的对不对完全等于真不真。他用正面的知识与负面的知识来说明此义。所谓正面是指“是什么”，人们感观上的所见所闻始终是正面的知识;负面则是指“不是什么”。负面的知识是经过反证的，相对正面知识来讲更为可靠，它是离知觉较远而更近于概念作用的一种知识。但人类决不甘心于只有负面的知识，因此总是一步一步寻求“是什么”之类的正面知识。正面的知识往往出于乍看，一个东西初看为甲，后来才知为乙，不久又会发现其为丙。因此，我们难以断定知觉上的所见何以为最后的、最可靠的知识。因此，张东荪以为，官觉上的所见所闻只可有对不对，但却不可就把对不对完全等于真不真。这样，“真”就绝不限于官觉上的验证—知觉上的对不对。值得指出的是，张东荪强调负面知识的可靠性强于正面知识与波普以证伪主义反对证实主义的思路如出一辙，但张东荪以负面知识和正面知识来分析真伪问题又是早于波普的。
对于非个人不对物的间接文化知识，张东荪以为，它本身就是文化，是为了扩充或改变我们已成的文化而用。经验知识也不能不受文化知识的影响，为文化所浸染。张东荪谈到:“我们在思想上，其方法，其态度，其工具，在在都受我们所造成的超有机体界的文化所限制。决无法不受其熏习，不袭用其方法，不借重其工具，不顺随其态度，而能另有所想，以得有真。故我们终日营营以求真理，而实际上所得的并不是一天一天切近于外在的自然界，乃只是以所见所闻为材料而加以组织，愈组织便愈变为解释，愈变为解释则愈为存于我们人类的内部。……其结果乃只是反而向内增其所得。因此我们不能把‘对’与‘真’并为一谈。因为真与对在性质上甚为不同。真只是在解释上，决不在官觉上。”就是说，文化知识即理论知识并不是真能显示外界的存在，而只是想解决文化内的不调和点而已。文化知识不论其题材如何，其本身都是文化的产物，是为了填补文化上的间隙，求得文化上的满足。因此，理论知识上之真与官觉知识上之真乃完全是两种，前者可称之为“满足”，是对文化而言;后者可称之为“对应”，是对外在者而言。
基于上述分析，张东荪以为，我们必须在官觉的征验之外另有所求，才能对知识之“真”有一个全面了解。在张东荪看来，真理是一个文化上的观念，离了文化就无真理可言。他认为，“真”是含有“问题性的”( problemic )，如果没有问题就无所谓真不真。问题由何而起，显然是由矛盾而生，而大部分的矛盾是本人的所见所闻与他人不同。这样，“真之发生”乃是由于社会，由于多数人互相订正才成为所谓“真理”。这样，真理就应主要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