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自我意识的突围与文化批判—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现
论文关健词:出走 自我意识 文化 女权主义
论文摘要:“出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显示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自觉对束缚自我的“文化圈”突围，从而又完成了对文化的批判。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以“出走”为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
自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易卜生专号”，将《娜拉》带给中国文坛后，“娜拉的出走”便一直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写作。呈现于文本显现为“出走”现象的普遍化、“出走”形象的多样化以及“出走”主题的深刻化。“出走”一直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于这一现象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质，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人精神的裂变史和文化批判史。
(一)
文化是民族结构中最厚重、最稳固的层次，这种特性使文化常常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的变动常常需要外力的批判与颠夜。文学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它在承担一定的社会拯救功能的同时就不可能不承担一定的文化批判功能。因此文学价值的获取就更多地来自于批判所期待的自我与文化的和谐状态。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文化冲撞:一次新文化运动，一次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传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此消彼长，至今尚无结局。这中间文化的斗争表面看来水波不兴，其实内部已潜流暗长，斗争的激烈同样让人惊心动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严格地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一种文化批判，是用一种文化批判另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批判方式只是一种外部批判，极易成为浮于形式的改头换面，而不能深人血液与骨位去改变传统文化的疲疾。一方面，传统文化经历了致命的冲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而使其又有些积重难返。因此，这种批判极易引起文化的混乱，历史的发展其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文化的混乱必然导致信仰的消隐，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领域的迷茫与无主，带来价值失衡、道德失范的文化困顿。因此，只有从文化的主体介人，进行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批判，即利用自我意识的突围对文化进行批判.这种批判重视人的本体作用，从事物的内部矛盾人手去解决问题，是对文化整体的改造和推动，因而也是一种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批判。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就部分承担了这种文化价值。出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反叛也是无奈。它显示了“出走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突围，以期在突围中发现并确证新的自我意识，找到另一个自我，开辟全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由此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车轮向前发展。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阔中，个体的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颇让人深思的问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伦常中，个体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个体只是整个封建宗法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固定点，只是一种依附的固定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带来独立意识的丧失。个体的自我意识已经被牢固地禁锢于个体的灵魂深处，或者说个体的自我意识已被完全控制，沦为了一种“大众意识”，失去了独立精神和主体价值，因而更无法确证自身真正价值，形成了一种以顽固守旧、循规蹈矩、固步自封精神为核心的“主奴根性”。这种令鲁迅先生深恶痛绝的国民性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在个人层面上，个人被禁锢于家的网络之下，失去个性，失去反抗意识和创薪精神。血缘意识和家族观念一直是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每个处于这种血缘关系中的个体，都受到其他成员的关怀和爱护，这种“爱”往往成为个体行为的心理动因，使其形成了一种族类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狭隘的自然群体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使个体很自然地承担其在血缘关系中的道德责任，扮演其道德角色，“三纲五常”即是其集中体现。稍有差池，一种强烈的道德归罪感就油然而生。而实际上，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被传统异化了的带有极大虚假性的自我意识，它不能实际地反映个体的需求，相反，它却使个体很自然地放弃自己的追求，去遵从家长的意志，不敢有些微的反抗。它强调个体的奉献、牺牲和责任，忽视了个体应有的权利、自由和欲望，因此它必然走向“消失的自我”，是对自我个性的压制和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