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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社会诚信再造-集体理性的凸显
论文关键词：社会信任；个人理性；文化维度；集体理性
论文摘要：诚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力量，受制于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水平，并通过共事的遗德价值观和文化背景来维系群体的存在，它比契约和私利具有更加持久、自发的凝聚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个人理性、信息不对称及有限次重复博彝是构成失信行为的三要素；从文化渊源上有要引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革命一凸显集体理性。
一、诚信缺失的缘起一经济学再认识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每一个具有充分“理性”的人在作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总是要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精确计算，一旦发现可能的收益扣除涵盖风险的成本尚存剩余时，将会淇视信誉、道德甚至法律的制约，赚它个没商量。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个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自然会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亚当·斯密恰恰犯了萨谬尔森一再批判的“合成推理的谬误”，即是说，适合于个体的不一定适合于整体，阿罗不可能定理也表明，不存在与个人偏好完全一致的社会偏好。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而萨谬尔森则是混合经济的倡导者，亚当·斯密与萨谬尔森、阿罗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就是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分歧，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中的理性实际上就是个人理性。
然而，经济人的“理性”谋划仅仅是失信行为的主观条件，信息不对称和有限次重复博弈才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信任无非就是一种期望对方不会利用自己脆弱性的信心，Inkpen和Currall(1998)指出，信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概念:信赖和风险。信赖是单方面的意志行为，它使得一方的命运被另一方所控制，而风险是一方因为另一方的不可信性而导致的潜在负产出或负效用。这就是说，当一种信任关系建立时，就意味着其中一方必然要承担对方违背信用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根，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由于参与交易的双方往往是根据对方过去的信用愉况对其能否守信作出预期，仅凭过去的经毅来荆断未来，因而只是一种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综合运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可获得的信息来对交易对手的行动策路作出符合实际的理性预期，当交易双方中至少有一方不能作出理性预期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因此产生了。
威廉姆逊(Oliver Williameon)在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分析与反托拉斯的含义》( Markets and Hierar-dries: Analysis and Mtitrtiet Implica-lions)一书中提出了特定关系投资(lationship一specific一investments)的概念，之后，Klein一Crawfotd一Aichian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垂直一体化，可增的租与竞争性合同过程》中也就资产的专用性与“扼制”问题的关系作了深人的分析。这里所谓的资产的专用性就是指，一种资产如用作它途，其边际生产力近乎于零，“扼制”就是指当专用性投资发生时，“投资方”所面临的“被投资方”违背合同的风险或违约事实发生后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威廉姆逊指出，在存在“特定关系投资”的地方，交易成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某企业或个人为另一家企业或个人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受制于人”了，就不得不接受别人违约的风险。风险的大小取决于“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而“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又取决于“投资方”对其信用信息把握的程度，因为“投资方”是根据所掌握的信用信息来筛选“被投资方”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筛选条件。所以，如果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有效的信用选择机制，那么“扼制”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专用性投资就会变成不可追复的“沉淀成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扼制”问题可以理解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一次性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局中人对于所有其他对手的信誉品质、策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没有充分准确的知识，虽然通过种种协议方式达成了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但当博弈展开时，某些局中人为达到个体支付函数的最大化，则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动策略，而且由于博弈的一次性，受“扼制”的一方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它的“沉淀成本”就发生了，可见建立在这种协议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相当脆弱的。
可能这种一次性的博弈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多见，普遍存在的则是多次发生的重复博弈过程。根据弗里德曼一无名氏定理，我们知道，在理想化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只要贴现因子充分地接近于1，那么就存在一个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使得参与博弈的局中人均选择合作的行动，从而实现博弈各方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然而，无限次重复博弈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而对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有限次(n次)重复博弈，在整个博弈过程结束的前一次(第n一1次)子博弈中，违约行为仍有可能发生。显然，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违约分摊到每一次子博弈中的成本就越小。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增加博弈重复的次数，或使参加各方感到交易结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延长重复博弈的时间链条，固然可以降低局中人的失信成本。
另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经济主体违约的可能性。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营环境的改变使得经营者随时可能改变决策变量，在违背原来达成的协议的同时，将这种不确定性传递给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引发社会信用缺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诚信的文化维度
信用归根结底是属于经济范畴，代表一种跨时期的交换关系，而信任则是从这种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品质。就是说，信任产生于人们的经济交往，本身不是人性善恶带来的结果，而是人的“社会性”在交易方式中的体现，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所谓“仓糜实而知礼节”;同时，信任也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道德关系的深刻影响。
社会群体可以借助三种力量来形成，即私利、契约和信任。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群体的形成可以解释为个体之间自愿契约的结果，这些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后得出从长远的观点看，合作对他们有益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信任是可有可无的:文明的私利和立法机制如契约可以弥补信任的空缺，以私利为基础的群体可以随时组成，而且群体的形成与文化无关。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欧洲，商务以逻辑为纽带;在美国，商务以法律为纽带;在中国，商务则以关系网或裙带关系为纽带。这句话通俗而又精辟地揭示了三个不同国度里各自的社会信任程度。很明显，欧洲国家的社会信任度最高，经济主体之间复杂的交易关系随着欧洲文明的进化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逻辑模式—内化于人们心理的商业习惯或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那些因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其次就是美国的社会信任程度，这种被打上殖民地文化鲜明烙印的信任形式，实质上是尊崇个人主义与宪法、法律制度的美国人在自我与权威之间一种开创性的平衡手段:在发生个性冲突，即人与人之间产生某种不信任时，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与其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方式，倒不如说是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信赖，但不管怎样，这种信任同样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糟糕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信任状况，人与人之间很难确立长期的互信合作关系，动辄背信弃义、尔虞我诈，攀露出了小农思想与市民文化在现代开放的文明体系中的馗尬和冲突。社会信任的缺乏，再加上法制不健全，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只好通过天然的血缘关系或构建关系网来建立一种私人信任形式—家族主义信任，或许我们可以视之为社会信任缺失条件下的一种必然的替代形式。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借助儒教的伦理道德准则对每个个人的内在化影响而整治的。这些伦理道德准则界定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恰当行止，它的核心就是把家庭奉为社会关系最完美的化身，使得家长制作风、宗族观念在华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牢固的家庭制度便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可与险恶多变的环境抗争。于是农民只会信任自家人，因为外面的人—官员、官僚、地方当局和士绅等—对他们没有对等的责任感，只有肆意的掠夺和剥削，社会信任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至多只会扩展到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中，而家庭或宗族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固守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千年不变。不难想象，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三峡库区居民大搬迁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宗族组织的弱化，以及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无疑会对家族式的信任产生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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