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脸的神话-《大宅门》女性形象的文化批判
论文关键词：大宅门 悲剧性 男性化叙事视角
论文摘要：《大宅门》里的女性形象是美丽的，但她们的人生又都是悲剧性的。文章通过对几个贯穿全剧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批判，指出了剧作彻底的男性化叙事视角，由此再次提出妇女解放问题。
影人郭宝昌毕其一生精力编导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播出之后，热评如潮。作品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中的女性形象如二奶奶白文氏、白景琦的四房太太黄春、杨九红、槐花和香秀，无疑是贯穿全剧的重心所在。当我们考察这些人物时，我们却不得不遗憾她们人性的不完善与命运的最终失败。由于作品采取的是彻底的男性化叙事视角，她们人性中的丑陋面及失败的命运，一切都在作品中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她们凸现人性丑陋的半张脸被掩饰以至于模糊了。这些女性就成了只有半张脸的神话人物。
我们先来看看二奶奶白文氏。
年轻时白文氏是以一个女中豪杰的形象出现的。她精明能干、深明大义，在白家腹背受敌时力挽狂澜，凭借其高超的经营谋略和过人的胆识挽救了百草厅，使其重振昔日声威。当白文氏贿赂宫中红太监最终在商场斗法中取胜时，我们为她的长远眼光而击节;当白文氏不动声色成功地搭救了白大爷时，我们为她的手足情深和超人胆识而叹赏;当白文氏与不成器的白三爷斗智斗勇，但终究为顾全大局而宽宏大度时，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当白文氏把儿子白景琦赶出家门以维护她在管理各房上的公正和权威时，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当她大去之时，白家经济再度陷入窘境，她告知全家自己已留后路足以使白家再次走出低谷时，我们不能不为之叫好。从创业的角度来说，白文氏确是守成创业的高手，她虽身为女人，但却比大宅门里的任何一个男性更男性化，此时的白文氏已完全雄性化，丧失了女性性别。西蒙·波伏娃认为相夫教子是女人的天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白文氏又怎样呢?在私人情爱生活上，她充分内敛，她那失落的丈夫白颖园只落得与文房四宝同床共枕。当她把儿子媳妇赶出家门时，白颖园掷镯在甫道上的孤独形象让人久久挥之不去。这时的白文氏身上哪里有一点为人妻的味道?同时，作为一个母亲，白文氏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儿子小时候淘气倔强，她的教育方式就是打。女儿白玉婷娇横任性，三十多岁了嫁给一张照片。孙子白敬业被她溺爱长大后成了一个吃喝缥赌扶不起的阿斗，被白景琦打折了一条腿。孙女白佳莉被溺爱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竟说“别人的母亲是母亲，我的母亲怎么是这么个东西”，不但对自己的亲身母亲不相认，还埋怨父亲怎么会去找这样一个女人。白文氏的封建道德观在白佳莉身上借尸还魂，白佳莉成为白文氏旧道德、旧礼教的卫道士。在对待儿子白景琦的婚姻上，白文氏偏执霸道。当她得知白景琦与黄春私定终身黄春有孕在身时，她对黄春是五贝勒与詹王府大格格的私生女的身份是心知肚明的，她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从门第上讲，大宅门与满清贵族联姻已是高攀，即便是没有名份的私生女，白文氏也认为是好人家的孩子，只因为白景琦没有按照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有违大宅门的规矩，所以把他赶出家门。后来黄春临产从济南回去，白文氏虽然嘴上还是不上黄春进门，但听到孙子降生时，默许了黄春留在大宅门中，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黄春的儿媳地位。而面对出身卑贱、当过卖身女的风尘女子杨九红则不同。她认为接纳杨九红会有辱家门，始终不许杨九红搬进大宅门。九红生下女儿小红之后，白文氏认为一个窑姐不会教好孩子，便抱走孩子自己抚养并改名佳莉。当白文氏在大宅门与杨九红不期而遇，她假装不认识，还蛮横地要求白景琦打“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在她临终时，还嘱咐不许杨九红为她带孝。因为白文氏对杨九红态度恶劣，致使大宅门的丫头们都不把杨九红放在眼里，这就为以后杨九红与槐花、香秀的争斗埋下了祸根。白景琦夹在这几个妇人当中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局面削弱了他的刚强与叛逆性，那“一身傲骨敲起来”也不再“铮铮地响”了。从这些方面来说，白文氏是大宅门许多悲剧的始作俑者。当白文氏老之将至时，她过着一种奢靡的'生活，吃饭、走路都有一群仆妇前呼后佣;为买一个抱狗丫头出手就是五百大洋;七十寿辰也极尽铺张耗去十万大洋;身后事更是排扬，竟还捎带上老姑姐姐和儿媳妇，这一幕不由人不联想到巴金《家》中拉活人陪葬的高老太爷。这一切在作品中被释为二奶奶年轻时创业有功。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提到，白文氏不惜重金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送在给在老佛爷面前的一个当红而老迈的太监作外室，两个不幸的贫弱女子被推人火坑。同为女人，她丝毫不为那两个女孩子的悲苦着想，没有一点女性的人情味，显现出了她人性中惨烈的一面。作品对此的解释是为了盘回白家百草厅老号。对此，我们不得不问一句:难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不惜坑人害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