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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之一
论文摘要：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
论文关键词：教育学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
教育学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教育学研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去做?自觉的教育学研究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可以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总会这样反思自己的研究。诚然，我们可以说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导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我们决不应就此打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能不能实现，好像已不在考虑之列。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究竟对教育实践是否起了作用，有没有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与接受，并把这些外在的口号或标语变成他们实际的教育行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唤，而教育实践则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围，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是的，这只是表面上，而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不，它与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本文着力于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一、“一种”“可能”与“惟一可能”
面对生动丰富的教育现象，从个人的历史“成见”出发所做的教育学研究，都只能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描述。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成见”与“视域”，他们所做的研究与我们自己的样，也只是对教育现象的“一种”理解。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能引起别人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同。
因而，我们做教育学研究，首先就应树立一种描述的信念。胡塞尔声称“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多人把胡塞尔整个的研究称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但我们宁愿称它为一种信念，一种描述的信念。这种描述即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描述，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的呈现。因而，我们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从属于或臣服于别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互欣赏。
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宽容、兼容的学术心态，也是对事实的尊重——问题永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认同你的研究，这才是对你学术生命的裁决，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与承诺。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繁荣。诚然，学术上的争论或论战是难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问题上、同一层面上去展开讨论与对话，是就事论事。否则，学术界尽管热闹纷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过是浮躁的学术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为止，有许多理论家实际上就没有持这样一种学术心态，他们把自己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式的独断。
也许他们是为了“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在于：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知识等同于科学。
教育学研究中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充盈着生命的学科中生命的漠视，也是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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