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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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城市化和保护耕地的矛盾近年来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文章分别利用回归分析和协调度指标对浙江1978~2005年的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浙江的城市化与耕地资源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协调的一面,城市化的发展最终有利于保护耕地,协调两者关系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坚持集约利用土地。

  关键词:城市化;耕地资源;“U型”曲线;协调度
  
  从一个农业省转变为工业大省,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城市化水平不到15%,而2005年已经达到56%。城市化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它使更多的民众得以共享现代文明,但城市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占用一部分耕地资源,对于人多地少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粮食、生态安全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人均耕地仅0.04公顷的浙江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本文试图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变化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两者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实现浙江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提供一些启示和建议。
  
  一、城市化的定义及其水平测度
  
  研究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首先应该界定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不同的学科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范围和处理问题角度的不同对其内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志》对城市化的定义较为清晰精炼,即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城市化水平测度的方法通常有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单一指标法是通过某一最具本质意义的、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描述城市化水平。目前常用的指标有城市人口比重指标、非农业人口指标、城市用地比重指标等。复合指标法则考虑到城市化内涵的丰富性,其指标设计不仅体现了一个地区人口性质的变化,还体现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变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城市化水平并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城镇人口定义发生多次变动的情况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成了一个人为制造的难以逾越的障碍。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同时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采用单一指标法中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浙江的城市化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非农业人口没有包括正在或已经城市化的农村人口,所以据此计算出的城市化水平无疑是偏低的,但由于本文是在较长时期内研究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因此这样处理应当
  不会对分析和结论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浙江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分析
  
  图1是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6)得到的浙江省1978~2005年耕地面积和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而耕地面积则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近年来趋于平稳。从总的趋势来看,二者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对两者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城市化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相关分析
  首先,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浙江省1978~2005年的耕地面积(L)与城市化水平(X)两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模型通过F检验和t检验,表明方程是显著的,耕地面积与城市化之间是反向变化关系,但决定系数不够大,说明模型不够合理,城市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应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工业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农地非农转移速度在工业化前期较缓,但在快速发展时期有所加剧,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则又渐趋缓;与农地变化相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用地增加呈现出类似的由缓到快再转缓的总体态势。这一规律体现在耕地变化数量上,表现为耕地减少数量在工业化前期出现激增,耕地数量大幅度减少,而在工业化后期,耕地减少数量相对变缓,减少幅度逐渐变小。这个规律又被称作“倒U型”曲线规律,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均得到了体现,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里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而且浙江也是个人口密度很大的省份,那么,在浙江的城市化和耕地面积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规律呢?基于这种思路,用二项式回归模型对相同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模型的F检验和t检验仍然通过,而决定系数和修正的决定系数均变大了,说明此模型比线性回归模型更为贴近实际。这也就证明了浙江的城市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存在一种近似“U型”曲线的关系,而浙江前一时期一直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目前正在接近曲线的底部。
  (二)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分析
  上面的分析已经证明,浙江的城市化和耕地资源总体上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矛盾,那么,它们之间是否也有统一或者协调的一面呢?事实上,上文两个回归模型在拟合程度上的不同结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下面借助前人提出的协调度指标对此进一步加以证实。

  协调的本意是“和谐一致,配合得当”,它描述了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良性相互关系。协调度就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是衡量在一定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耕地资源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程度。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Cxy=(x+y)/■,其中,x代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y表示耕地资源的变化速率,Cxy为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根据x,y值的变化,协调度的类型和特征如表1所示。
  根据城市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度的计算公式,计算出1979~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浙江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变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大致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5年,这一阶段,浙江的城市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度除1984年较低为0.741外,其余年份介于0.8到1之间,说明浙江的城市化与耕地资源处于调和状态。1986~1995年为第二阶段,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急剧下降,最高的1988年也仅有0.566,仅处于基本调和或勉强调和的状态,其中1990年的协调度甚至为负值,说明当时城市化与耕地资源已经不相协调。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协调度恢复到0.9以上,1998年和2004年甚至超过1,城市化与耕地资源又恢复到调和或基本协调的状态。
  
  三、浙江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关系的理论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的城市化进程与耕地资源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冲突,又存在着相互的协调,冲突和协调的程度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浙江真正意义的城市化正是始于工业化起飞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浙江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蓬勃兴起的乡镇工业,以传统轻纺工业为主,且多采取家庭作坊的形式,对耕地的占用较少。由于是就地创业,农民基本“离土不离乡”,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较高。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开始加快,城市的区位优势开始凸显出来,重化工业的发展、工业园区的建设都要依托于城市,以前的乡镇企业为了进一步发展也逐渐向城市集中,原来的城市规模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只能向外围扩张,这必然会占用大量的耕地,导致耕地资源大幅度减少,同时,工业的集聚、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新增人口需要大量住宅,这也要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因此,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不断下降。随着城市不断扩张造成的粮食、生态等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耕地,这时,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不协调性开始减弱。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工业化接近完成,城市化的发展也会趋于稳定,发展模式由外延扩张为主转向内涵扩张为主,而且,由于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少,因此,城市化本身也会带来用地的集约,于是,城市化对耕地资源的压力大大减小,耕地减少的趋势得到遏制,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得以回升,如果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闲置出的宅基地等得到及时整理和复垦,耕地面积甚至可能会增加。
  应该指出的是,浙江近年来耕地没有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工业化,而是1998年以来国家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而实行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城市化不断侵占耕地的同时浙江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也补充了很多耕地,从而使耕地总量基本保持稳定。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在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相互影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关系呈现“U型”曲线的特征,浙江当前正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从两者的协调度来看,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总的来说,浙江的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经历了“协调-矛盾-协调”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协调”主要是由制度和人为的因素促成的,因此,这种“协调”更多是表面上的。如果对耕地资源的保护掉以轻心,在当前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完全可能走向反面。
  根据研究所得的结论,浙江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继续在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指导下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这最终将有利于耕地的保护;二是加强土地的集约利用,尤其要防止工业用地的粗放扩张,对城市闲置用地应及时收回加以利用;三是继续强化和细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不仅要保证耕地的数量平衡,也要保证质量平衡,同时加大对低丘缓坡、滩涂等未利用地的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1、陈志刚,王青.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5(11).
  2、吴群,郭贯成.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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